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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嗑瓜子简史

2020-08-24 10:24:59 来源:海东时报社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瓜”变成了看热闹的同义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专心看热闹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要吃容易弄脏衣服、吃几口就撑得不行、吃完还要洗手的瓜?

优秀的零食,应该只填嘴、不填胃,便携、易清洁,有一定食用乐趣,又不让人为了吃而分心……不禁让人怀疑“吃瓜群众”其实应该是“吃瓜子群众”。毕竟,论零食的自我修养,瓜子可比瓜高多了。

为了嗑瓜子 人们培养出“种子选手”

顾名思义,瓜子当然是“瓜的孩子”,而常见的“产子”瓜——西瓜、吊瓜、南瓜,全是葫芦科的成员。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从这些葫芦籽里抠出一点点能量,既是对食物的珍视,也是为丰富食谱而做出的努力。

随着无籽西瓜的普及,现在在超市、水果店已经很难买到种子发育茁壮的西瓜了,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零食区售卖的大板瓜子真的是西瓜籽。

虽然现在葵花籽当道,大有抢走“瓜子”之名的架势,但西瓜籽仁才是传统中式点心里的“瓜仁本仁”。《红楼梦》里令人肃然起敬的“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宫廷限定联名款五仁月饼),用的就是西瓜籽。

作为著名的非洲土产、“大象犀牛的最爱”,西瓜传入中国的时间至今没有定论,但唐代之后,西瓜和瓜子的“中土之旅”时间线便逐渐清晰了起来:

成书于公元953年的《陷虏记》中记载,“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作为契丹特产,“西瓜”一词首次以文字形式出现;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幽州土产“瓜子”;元代的《王祯农书》记载道,“(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荐茶易得”;到了晚明,嗑瓜子登上大雅之堂,成了皇家活动,明神宗“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清代初年,瓜子的街头地位已经堪比今天的奶茶,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中就有“炒西瓜子装衣袖,随路取嚼曰嗑牙儿”。19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甚至在《中华帝国纪行》中说:“你就是到了最荒凉的地区,也不用担心买不到西瓜子。”

至于葵花籽大量取代西瓜籽,就是民国之后的事了。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的西瓜要么小籽、要么无籽,那么大板瓜子又是从何而来?这还要归功于农业育种。为了获得更大更饱满的瓜子,在农人的引导下,西瓜走上了分化之路:一些愈发爽脆甘甜,另一些则始终绵软寡淡,瓜瓤被种子抢尽风头,连名字也从“西瓜”变成了“籽瓜”。

清朝光绪年间,籽瓜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乡土志中,得到的描述也大同小异,“味淡”“瓤不堪食”“子大而多”“专取其子”……由于一切为种子服务,籽瓜瓤的口感和味道完全无法与水果店里的嫡亲们相比,但绵软清淡的特性也让它成为了另一种风景。

到了收获季,瓜农将籽瓜堆在路旁,供口渴的路人随意取食。肉质松软的籽瓜可以被徒手打开,免去了切瓜的麻烦;更为便利的是,由于糖度仅有西瓜的20%,人们还可以把打开的籽瓜分为两半用:取一小半的瓤擦洗双手,再用洗干净的手挖食另一大半。

补充完水分,“吃瓜路人”把抖落的瓜子留给瓜农,双方皆大欢喜。别的不说,光是“洗手”这一项神奇技能,就令西瓜望尘莫及。

在甘肃靖远,七八月的田野是天地间最壮观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作为籽瓜最重要的产区之一,丰收时节的靖远往往给人一种错位的荒诞感:最生硬的砂石里长出了最可爱的圆滚滚,最苍凉的高原怀抱着最饱满的果实。

几个月后,这些果实的“果实”——大板黑瓜子,将会出现在遥远城市的某户人家,躺在茶几上的干果盒里,参与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社交活动——拜年。半生不熟的亲戚之间话题用尽、陷入沉默时,幸好还有嗑瓜子的声音,可以填满冷场的空隙。

葵花籽:你们都说我瓜,其实我一点都不瓜

中国人嗑了几百年的西瓜籽,在民国时期遭遇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葵花籽。

明代,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西方商团来华,向日葵作为观赏植物登上了中国大陆。到了晚清,葵花籽的食用价值仍未被国人发掘,只是偶尔有“子生花中……可炒食”的记录。直到民国初年,《呼兰县志》中才出现了“葵花,子可食,有论亩种之者”。新中国成立后,食用向日葵(食葵)和油用向日葵(油葵)在中国北方全面开花。

现在,说起“瓜子”,大部分人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恐怕已经是瘦瘦长长、黑白条纹的葵花籽,而不是扁平黝黑的西瓜籽了。

比起真正的瓜子,葵花籽几乎是个全方位作弊的选手。论口味,葵花籽的母亲——食葵,可是世界五大油料作物之一油葵亲姐妹,丰富的油脂时刻发出“真香警告”;论形状,中间膨起、外壳带有纵向棱柱的葵花籽比西瓜籽更好嗑、更不易断;论采收难度,跟包藏种子的“葫芦兄弟”比起来,顶着巨型花盘、将种子全部暴露在外的向日葵显得极为慷慨。

像“吃鱼吐刺”一样,长久以来,嗑瓜子似乎是中国人的独家秘技,但其实这项技能已经在“世界大同”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了。从西欧到北美,你都能在球场边看到满地瓜子皮,狼藉背后,是球迷和运动员们无处安放的焦虑。

“小众”瓜子:古风、田园风、夏天的风

向日葵固然强势,但“葫芦兄弟”以量取胜。除了西瓜,吊瓜、南瓜也是贡献卓著的“种子选手”。

西瓜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至少一千年,然而最中国、最本土的瓜子,还要数吊瓜子,或“栝(guā)楼籽”,或“瓜篓籽”,或“果臝(lǔo)籽”……后三者显然是同一个词的发音变体,其中,“栝楼”成了学界认可的通用名。一个物种的名称能顽强地流传数千年,几经迭代却仍可溯源,可见栝楼在中国的根基之深。

故事还要从先秦时代说起。早在《诗经·豳风·东山》中,栝楼就以野草的形象出现了:“果臝之实,亦施于宇”,说的是一个远征多年的战士回到家,发现屋顶已经爬满了栝楼。西汉的《礼记·月令》中提到,“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东汉的高诱为它添了一笔注释,“王瓜,栝楼也”。

带着“荒颓”和“繁盛”两种看似矛盾的属性,栝楼年年生、年年熟,让我们嗑上了祖先嗑过的瓜子。

虽然吊瓜子名气不大,主产区也只在浙江、安徽一带,但在爱好者眼中,它是丝毫不逊色于西瓜籽、葵花籽的私心珍藏。吊瓜子的形状比西瓜籽更立体,嗑的时候不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持瓜子和两排牙齿垂直;瓜仁虽小,胜在饱满圆润,比西瓜籽多一些油性,又比葵花籽少几分燥气。

“葫芦兄弟”中,数南瓜与中国的交情最浅。南瓜的“访华之路”与向日葵十分相似,明代嘉靖中叶开始,南瓜在中国史料中的存在感激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了935种明代方志,其中118种提到了南瓜;而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的南瓜记录尤为丰富,让人有理由相信,京杭大运河就是南瓜在中国的第一条“绿色通道”。

或许是有栝楼籽、西瓜籽的良好示范,中国人欣然接受了南瓜籽。清末,张之洞的父亲——张锳主持纂修《兴义府志》,其中就提到“郡人收其(南瓜)子炒食,以代西瓜子”。同一时期,上海、浙江一带的方志也出现了南瓜籽“香美可食”的记述。到了民国,南瓜籽的人气一路走高,到了“终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竞买食之”的程度。

即使一直被视作西瓜籽的替代品,南瓜籽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与“肉不堪食”的籽瓜、“籽不堪食”的西瓜不同,在南瓜籽的世界里,不仅有黑龙江宝清“大白板”这样的专业产子选手,大部分蔬食南瓜也能做到“长肉结籽两不误”。

每一个从菜市场抱回整个南瓜的人,心底都藏着对南瓜籽的期待——毕竟,谁会拒绝“随瓜赠送”的一大包零食呢?即使在离田园最远的水泥城市,你也能找到无数个铺着南瓜籽的厨房窗台。

淘洗、晾干、热锅烘炒,自制瓜子的过程并不复杂,却给人以一种莫名的收获感。出锅的瓜子虽然皱的皱、焦的焦,但齿缝间传来一声轻脆的“喀啦”、瓜仁香气钻进鼻孔的一瞬间,城市人还是满意地发出了“我真是中华小当家”的感叹。

海水之中,还藏着最特殊的“瓜子”。锥螺、寻氏肌蛤、虹光亮樱蛤……在海鲜大排档的菜单上,这些物种共享同一个名字:海瓜子。它们小巧、易食、平价,清水煮出鲜美,辣炒赋予风味,配上啤酒和晚风,就是一场亲切踏实的夏天。

热搜榜上的瓜一个接一个,吃得人心浮气躁。与其让时间在划水摸鱼中消磨殆尽,不如在阳台上种一棵栝楼,用半年的光阴仔细感受“果臝在宇”的古老风情,或者栽一盆向日葵,让自己获得“抱着花盘吃瓜子”的有趣体验。 (来源:地道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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