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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义》中为何会出现明朝官职

2020-09-14 10:35:19 来源:海东时报社
无论是在志怪小说盛行的明清,还是在娱乐业发达的今天,《封神演义》自问世以来,受欢迎程度毋庸置疑,去年大火的动漫电影《哪吒·魔童降世》,就源于对《封神演义》的改编。

《封神演义》中,作者对哪吒父亲李靖的设定是陈塘关总兵。在书中,殷商各关口都安排了重兵驻守,其中上马管兵、下马管民的最高将领就被称为“总兵”。就书中人物而言,除了李靖,担任总兵的还有三山关邓九公、游魂关窦荣、青龙关张桂芳、潼关陈桐、临潼关张凤、穿云关陈梧、汜水关韩荣、界牌关黄滚。

当然,历史上殷商并没有总兵一职。总兵这一官职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被大规模使用的。那么,反映商周时代的《封神演义》为什么会出现明朝官职?是作者出错了吗?

《封神演义》里的“彩蛋”

《封神演义》中的关隘将领虽被称为总兵,但实质上与明代的总兵并不是一回事。《封神演义》中的总兵主要负责带兵打仗,驻防于各个军事要地或者交通枢纽,类似于戍边军队指挥官。

由于各关隘内都有百姓生活,所以总兵兼管民事,同样拥有地方治权,这种集军政一身的官职,比之明代中后期的总兵,更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即便参照明朝,职权较大且同时兼管民事的,只有明朝初年“军管区”辽东都司的将领、指挥。

明代,对于辽东地区的管理是采取都司统军驻防、分割疆土、全面管理的政策。当时的辽东有不少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也有自外地而来,出身于女真、蒙古、汉各民族的屯垦“寄籍户”,因此,辽东地区的将领,职权上也兼管民事。

为什么作者放弃了指挥使这一参考,而选用总兵来称呼殷商末期关隘将领,答案还要回到《封神演义》中。今天已知最早的《封神演义》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由钟伯敬批注,共二十卷一百回,为明代舒载阳刻本。

在这一版《封神演义》中,出现了“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的字样,是《封神演义》作者的通行说法。

有人推测许仲琳生活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当时的作家可没有查阅海量资料的条件,所参考的只有前人的著作,而在当时,可供参考的有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撰写的《周朝秘史》,也称《春秋列国志传》;以及宋元时期出现,在至治年间由建安虞氏刊刻的《武王伐纣评话》。

以周文王被囚羑里一节为例,两本书在章节前都收录有诗。其中《封神演义》与《周朝秘史》的诗歌就十分接近。《封神演义》大量综合了《武王伐纣评话》《周朝秘史》的内容,但在另两本书中,对于殷商各关城将领的称呼是关主或城主,而《封神演义》对关城的将领称呼改为“总兵”,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

作者这么做,无外乎是出于方便读者阅读的缘故。在明朝中叶,殷商时期的官职称呼实际已不可考,当时的作者恰逢营伍制在明军中逐步取代卫所制度成为战兵的主流,根据《明实录》记载,掌都司事的,除了都指挥使以外,甚至还有挂都督府衔的。

此外,都指挥使还有管其他事务,还有带俸无实权的。这么一来,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都司卫所的武官,在明朝名义上是官职,但更代表官阶,而都指挥使的职能更大是在训练预备役士兵上面,总兵才是真正指挥作战的人,故而,被成功借用的是“总兵”一名,而不是都指挥使了。

演义中的明朝特色

除官职以外,《封神演义》中出现的其他细节,包括兵器、用品、服饰、地名等,实质上作者也对明朝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大量参考,这也使得明朝时期的小说都颇具当代特色。

在《封神演义》里,有一件很刷存在感的武器——棍。在许仲琳笔下,金吒、雷震子、土行孙以及梅山七怪之首袁洪等颇具战斗力的角色都以棍为武器,这并不是作者对棍有偏爱,实际上,明中叶的江南地区,棍术十分盛行。

当时的明朝抗倭名将,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就是一个十足的棍术爱好者。除了俞大猷,戚继光、唐顺之等人对棍术也颇为痴迷,而为什么当时的将领武人都更喜欢棍而非其他利器,俞大猷在自己的著作《剑经》中也给出了解释:“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

明代中叶的文武通才何良臣也同样认为棍术是各类武器的基础,一旦掌握了棍法,其余的器械,像刀、枪等就很容易学习了。作为武器的基础学科,元明时期棍的风靡也从现实走向演义,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中,棍都是精良利器。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存在于《封神演义》,在《水浒传》中也同样存在。

《水浒传》成书年代约在元末明初,当时距离南宋灭亡不过百年光景,史料查找相对方便,因此《水浒传》对于地名和官职相对是比较准确的,但由于《水浒传》描绘的地域庞大,很多地名的使用也是张冠李戴。

梁山一百零八将排第十六位的没羽箭张清,籍贯彰德府,而在北宋时并没有彰德府这一说,北宋初,后世所称的彰德府所在地为相州,由彰德军节度,隶属于河北西路。直到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置彰德府,领五县,彰德府这个地名才承袭下来。

张清曾任职的东昌府在北宋时也不叫东昌府,叫博州,元朝时才废博州置东昌路,明初改东昌府,凭此推断,《水浒传》成书应当是入明之后。

明代小说家对于官职、地名、武器等各类援引,是随着书籍撰写年代而变动的。在明代,小说并非只流传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士绅阶层,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读物,为了方便大众的阅读,增加小说的普及性和可读性,加之古代对于各类历史资料的查证困难,小说作家的笔法和名词使用更倾向于通俗易懂,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

历史上真实的“总兵”

那么,在历史上,总兵是否就如《封神演义》中描写的那样,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呢?

“总兵”一词的首次出现并非在明朝,早在元末时,各地军阀就冠以总兵的称呼,比如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就被称为小总兵,以当时的惯例,总兵是对军队统帅的俗称。

明朝的兵制承袭并发展了元代兵制的特点。明初,由于连年战火、地广人稀,为了建立有效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广置军管区,建立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五军都督府和都司在名义上分别为中央和地方最高军事机构,都司下辖卫所,各都司所率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听调令于兵部。

但在当时,总兵这一名号仍大量保留在军队序列中,早期的明廷各边普遍设立了镇守武将,作为各地的镇守总兵官。这种总兵官,不是对统军将领的俗称,而是从部队总兵官演化而来的正式营伍官。

到了明代中期,由于军户军屯被侵占,出现大量逃役的情况,原本的都司——卫所体系已不堪大用,这时募兵制逐渐取代卫所制,成为明朝战兵的主要力量,营伍制也随之兴起,“总兵”这一称呼也随之演变成对各省镇营伍最高军事首领的称呼。

明代中后期的募兵制与宋代的募兵制不同,宋代募兵制偏向于“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也就是兼容并蓄、各样接收,哪怕流民、罪犯也不排斥。

相比之下,明朝的募兵制更倾向于从军户中募集服役。《大明会典》中提过,嘉靖年间为了充实营伍,招收“各卫所官军舍人余丁(军户)。”除了营伍制的军人外,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体系下的将领军官也多是军户出身。

明中叶以后的总兵,作为营伍制度下武职担任的最高长官,官阶并不固定,权力高于都指挥使。但整体的指挥权仍然归各镇总督等文官之手。明清两代重臣洪承畴在松锦会战时担任蓟辽总督,统领包括吴三桂在内的八大总兵,当时因为总兵驻地不同,统辖兵员的数量差距很大。

正如《中国文学通史》中所评价的:“《封神演义》有的地方千篇一律,公式化……由于写得比较粗糙,在情节的发展上,还留下一些漏洞。”

《封神演义》的作者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恰逢卫所制与营伍制交融。总兵一词,自永乐洪熙年间就已成为对戍守一方将领的称呼,到了隆万年间又因营伍制的盛行而被广泛应用。虽然总兵属于明朝的官职名称,但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总兵这一称呼俨然可以代表镇戍边地将领。

或许在作者看来,总兵相比节度使、指挥使等其他称呼,通过现实融合演义,更能给当时的读者最直观的感受。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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