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时报首页

河湟唐诗之路之一

2021-03-26 11:04:43 来源:海东日报社
□王伟章

编者按:河湟文化灿若星河,它无疑是黄河流域众多文化类型中一颗最亮的星。然而,也正是因为地理概念上的“远”,河湟文化又少有人识,被淹没于青藏高原浑厚的土地中。但同时,河湟文化连同它诞生的这片土地,却无不散发出神秘而迷人的气息。为此,《海东日报》人文周刊推出王伟章先生《有个远方叫河湟》系列文章,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河湟、了解河湟,找到开启河湟文化的一把独特钥匙,敬请读者关注。

2021年1月30日,青海省省长信长星在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茶卡盐湖、东台吉乃尔湖等网红打卡地持续升温,大美青海美誉度持续上升,越来越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不同于南方温婉的浙东“唐诗之路”,在中国西北,一条大气磅礴的唐诗之路已经存在1000多年。它是随著名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而出现的。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物质的,唐诗之路至少是有诗、有路,有诗人行吟、留有诗歌的地方。如果以为只有走到不同的地方才叫远方,那你就永远不会有远方。

远方是唐代诗人活跃的主要舞台,是唐代有理想的文人安放心灵的地方。这个远方就叫河湟。

河湟唐诗之路是地理之路,更是文化之路

唐诗之路的出现与河湟地理有关。我们俯瞰中国地图,高耸的青藏高原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它的自然气象条件天然地将农耕文化拒之门外,河湟就成了华夏民族对自己认知的西部边缘。如果说西部遥远的话,在华夏人眼中,扼束羌戎、藩蔽秦陇的河湟是最近、最符合政治符号的一个点。汉朝势力兵进河湟,进行大规模移民屯田,河湟扼束羌戎,藩蔽秦陇,屹为襟要,其逐诸羌、却匈奴地位越加凸显。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屯田河湟的赵充国上疏宣帝提出从河湟控制西域的战略设想,“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意思是说,从湟峡修桥可连通青海湖,由青海湖可以制衡西域,将政治影响扩大于千里之外,这在当时很具有政治远见。汉代先零羌移牧其地,称青海湖为鲜水、鲜水海,异译仙水、仙水海、仙海。至少在汉代,青海湖与西王母神话传说就已相互联系,被赋予浓厚的神话人文意蕴。按照《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命御者造父驾着八骏西去遨游,穿天山,登昆仑,见到了西王母,在瑶池受到了盛情款待,举觞歌诗,流连忘返。到了唐代,大唐文成公主辞别父母,离开长安以后,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穿越河湟来到今天的日月山,思念起远在长安的父母来。她想起临别时母亲送给一面宝镜时说的话:若怀念亲人时,可从宝镜里看到母亲。她取出日月宝镜,双手捧照,大吃了一惊。原来文成公主从镜子里看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自己满脸憔悴的愁容。公主悲喜交加,又想到联姻通好的重任,毅然将日月宝镜甩下赤岭。宝镜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青海湖,而公主的泪水则汇成了滔滔的倒淌河。赤岭从此又被称为日月山。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在日月山形成了东西两侧明显不同的景象,其东绿荫蔽日,田畴纵横;其西草原广袤,牛羊成群。日月山在汉唐时期成为中原王朝辖区的前哨和屏障。

唐诗之路的出现与伟大诗人的行迹有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远远奔流而来的黄河,好像与白云连在一起,玉门关孤零零地耸峙在高山之中,显得孤峭冷寂。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光迟迟呢?原来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啊!这首诗是一幅西北边疆壮美风光的画卷,又是一首对出征将士满怀同情的怨歌,引人遐想,耐人寻味。青海远望,边塞孤城,烽烟滚滚,皑皑雪山,铁蹄铮铮,鼓角争鸣,唱不尽的征伐之歌。河湟边塞诗作为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在这其中,涌现出了许多以青海为意象的著名的边塞诗歌。尤其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走马川行》等七言长篇歌行代表了青海边塞诗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的美学风格,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王之涣的《出塞》、王翰的《凉州词》,更被誉为边塞诗不朽之作。柳中庸的一句“青海戌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将青海的遥远与高寒写得入木三分。在“一代诗史”杜甫的笔下,青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荒凉与寂寞。唐代有过河湟行的诗人不在少数,而更多的诗人虽未曾到过河湟,却在诗歌中抒写河湟,我们记住这些人的名字:王勃、卢照邻、杜审言、沈佺期、王翰、崔融、崔颢、李白、卢象、张谓、常建、刘长卿、钱起、卢纶、戴叔伦、杨巨源、张籍、元稹、白居易、杜牧、温庭筠、曹唐、罗隐、胡曾、胡宿、卢弼等,共同构成煌煌的河湟唐诗矩阵。

唐诗之路的出现与那时的家国情怀有关。作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青海边塞诗既有从军出塞、保国戍边、塞上风情的描写,也有报国壮志、反战呼声的抒发,既描写了重大的边塞战争,也表现了夫妻别后相思之苦、母子分别之痛。如同羌笛一词,自古以来,“青海”在汉唐诗歌中,成为具有独特而鲜明意象的地域符号。“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尤其这首诗以戍边战士的视角,既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激烈、战事的频繁不断,又让我们看到了战士誓死报国的豪情壮志,以及最后必胜的坚定信念。长天空阔,天边灰白色的积云不是成朵而是成带、成阵,皑皑雪山威严在云阵之上。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体会唐诗七绝圣手王昌龄状物之妙。唐代边塞诗无疑具有浓郁的汉代情结,以汉代唐,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事物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使得唐代边塞诗发展至顶峰时期,强大的边防,无疑展示了高度的文化自信,“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一批批文人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王维的“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都抒发了为国出力、建立功业的豪情壮志。站在青海湖畔来读这些诗,至今仍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王昌龄深入陇右,到过临洮、河湟以及碎叶,作于河湟的《从军行》《塞下曲》等诗歌,脍炙人口,高扬安边报国的热情和壮志,更是其唐诗之路的忠实记录。

河湟唐诗之路是心灵之路,更是文明之路

河湟唐诗之路的存在,无疑是与当时的时代文化品性、诗性审美分不开的。这条路是满载和亲之路的忐忑与泪水、戍边之路的壮志与豪迈,使得河湟在唐诗语言表述中表现得更集中。河湟,在唐诗地理描述中表现得更精炼,在唐诗艺术表现上更直观,在唐诗人性展示上更大胆。“南北东西去,茫茫万古尘。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这首唐诗名字就叫《路》。这条路,是丝路,更是诗路。它是漫长的丝绸之路以及文化多样的藏彝民族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湟唐诗之路承载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三大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意象。

羌笛。顾名思义,羌人之笛子。最初的羌笛是用鸟腿骨或羊腿骨制成,有两种用途,既是吹奏的乐器,又是策马的马鞭,故又名“马鞭”或“吹鞭”。在西汉以前,羌笛只有四个音孔,到公元前1世纪,经过京房(公元前77年至前37年)在后面加了一个最高音的音孔,才有了五个音孔。关于羌笛的演变过程,后汉马融在《长笛赋》中有这样的记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之当鞭便易持。易京君明只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出后,是谓商声五音毕。羌人用特殊的“鼓腮换气法”不断地吹奏,音色柔和纤细,悠扬而婉转,发出悲凉之感,笛声充满了哀怨之情,在寂寥的山野间萦绕。戍边战士只要听到悲凉的羌笛声,他们的眼前仿佛就会立即浮现妻儿的泪眼、慈母的愁容。羌笛,是唐代边塞诗里的“常客”。王昌龄《从军行》有云:“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高适《塞上听吹笛》感叹:“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戊楼间”;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记录:“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范仲淹《渔家傲》抒情:“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全唐诗900卷,与羌笛相关的有371首。其中,直写羌笛有120处,写羌笛独奏曲“落梅曲”有246首,“闻柳曲”有25首。

和亲。“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月作临边晓,花为度陇春。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绛河即银河。天河来了聘书,今天和亲车队行经青海。清晨,边疆的月亮冉冉升起,鲜花铺满了陇原大地。公主悲凉的歌声引得天上飞翔的仙鹤也频频回首,哎!和亲只是帝王安抚番邦的手段,伴着阵阵笛箫声,勾起人们离家的悲戚。这是唐代李适所作《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用浓墨重彩刻画了金城公主入蕃和亲时的仪仗规模和分别时的场景。在唐诗中有17首咏金城公主入蕃和亲的应制诗,这些诗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唐代诗人对和亲之策的认识和态度,成为了唐蕃二次联姻的历史和文学见证。“水远山遥疑剑断,风愁雨恨只铃知。”唐贞观十四年,也就是距今1369年前的那个冬天,一支隆重的送亲队伍出了长安城。新娘是一位18岁的公主。公主自幼受到家庭严格的教养,堪称才貌双全。她的墓志铭中写道:“诞灵帝女,秀奇质于莲波;托体王姬,湛清仪于桂魄。公宫秉训,沐胎教之宸猷;姒幄承规,挺璇闱之睿敏。”她的聪明才智,风度仪表,由此可见一斑。当迎亲的队伍踏进吐谷浑的国境时,吐谷浑的末代王名叫诺曷钵,当时他并不知道,他迎娶的公主将伴随他和他的帝国,走过最后的岁月。弘化公主是唐代外嫁的十几位公主中唯一一位回过长安的公主,史书记载,弘化公主不仅聪明贤惠,而且具有超人的胆略。弘化公主入吐谷浑,是唐将公主嫁于外藩的开端,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一月唐太宗亲自允诺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王诺曷钵(公元636年至688年),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又将文成公主嫁于一代英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伊始,直到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二月,这一百八十余年间,他的历代继承人均沿袭其民族平等、友好及和亲政策,先后有金城公主、宁国公主、永乐公主、燕郡公主、固安公主、东光公主、交河公主、和义公主、静乐公主、宜芳公主、崇徽公主、成安公主、太和公主等“和蕃公主”达13人。全唐诗有关与“和蕃”和“和亲”诗达36处,陈陶的“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高适的“黄河不用更防秋”,杜甫的“黄河北岸海西军”和“青海黄河卷塞云”,唐代诗人赵彦昭、刘宪、储光羲、皇甫曾、邵元土、杨臣、耿讳、权德兴、孙额、韦元旦等23个诗人先后咏唱和亲和蕃。唐诗《时世妆》,生动地道出三江源头昆仑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渗透,三江源头吐蕃的赭面风习传入长安,一时成为长安妇女追逐时髦和风姿的标志。“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域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娇媸黑白失本态,妆咸尽似含悲啼。圆鬓无鬟堆譬样,斜红不晕赭面忧……元和梳妆君记取,髻椎面中无华风”。

古道。“白简初分命,黄金已在腰。恩华通外国,徒御发中朝。雨雪从边起,旌旗上陇遥。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寒路随河水,关城见柳条。和戎先罢战,知胜霍嫖姚。”《送和西蕃使》这首诗是赞美霍去病的,更是描述行旅之苦的。黄沙漫漫,驿马萧萧。雨雪交加,前路遥遥。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走过的路,被后世称为唐蕃古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线路之一。据统计,自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至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的13年间,双方互派使者就达190余次,其中唐朝使蕃60余次,而吐蕃使唐120余次。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大理卿刘元鼎作为会盟使者远赴吐蕃,撰有《使吐蕃所经见纪略》,成为唐代地理学史上的重要一笔。唐蕃古道不仅是唐蕃之间的驿道,而且还延长至今中尼、中印边境,成为丝绸之路上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乔胝厘耶所著《治国安邦术》一书中有cinapatta这样一个词,今天翻译成汉语就是“中国的成捆的丝”。如果此书真是他著的话,那么,至迟在汉代以前,从西安经西宁到拉萨,再到印度的唐蕃古道开通时间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早。《释迦方志》记载,唐朝使者、商人,当然也有天竺和其他国家的使者和商人,经常来往这条道路。唐段公路《北户录·蕹菜》:“国初,建达国献佛土菜,泥婆国献波稜菜。”泥婆罗尺尊公主通过此道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经唐蕃古道传入南亚,印度的熬糖术也是经过这条道路来到了中原。在此之前,玄奘法师取经印度,绕道新疆。文成公主入藏后,僧人前往天竺取经,就有了新的捷径,在义净法师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就记载有不同时期至少十位以上僧人经吐蕃到达印度;到了《宋高僧传》中,也还有印度人善无畏,路出吐蕃,与商旅同行于公元716年至长安的记载。

唐蕃古道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4个省区,全长约3000公里,其中一半以上路段在青海境内。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近40年来,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境内发现吐蕃时代墓葬近千座,并发掘了包括被称为“九层妖楼”的热水血渭一号大墓在内的60座墓葬,出土丝绸残片达350件,其中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130余种,内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西亚地区织造。除丝织品外,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东西方文物,中原文物有唐“开元通宝”钱、小宝花铜镜以及大量漆器等;中、西亚文物有粟特金银器、玛瑙珠、红色蚀花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等。入选201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丰富的文物遗存展示了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唐代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丝路文化在历史上能够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汉唐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唐诗之路的出现无疑是当时统治者和伟大诗人的气度相互加持的结果。

诗和远方在路上。正是唐人的事功豪情与爱国激情,他们不惧艰险,跨越雪山,穿过大漠戈壁,以积极的心态、雄大的气魄、坚强的信念,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勇于任事、开疆拓土的开放的文化品性和精神。

心若向阳,无畏河湟。河湟是唐代有理想的文人安放心灵的地方,今天仍是世人安放心灵的地方。

版权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海东时报 版权均属海东时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单位和个人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

  

2、已经本网书面授权使用作品的媒体、网站,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及作者”。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