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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羌人脚步探寻最初的华夏文明

2022-02-25 09:56:22 来源:海东日报 点击:
□王伟章

羌是中国大地已知的最早民族,早于汉、藏,因为在甲骨文中,没有发现华夏甚至华、夏这个词组和字,似乎它们腾空而来,自带流量,一面世就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今天,我们追溯历史,追溯祖先的脚步,会惊讶地发现,在我们构筑的华夏史观上,任何叙述和阐释,都离不开“羌”这一命题。而河湟像一个黄河上游的泵站,将羌和文明输送到了黄河中下游。要读懂一种文明,必须要探寻文明的上游。

羌汉的分化

华夏的诞生,其实始于汉羌分化。中华人文祖伏羲、炎帝、神农代表的神话折射着汉羌分化的历史进程。这个分化时间比较漫长,不是一蹴而就。《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有羌族的血液。羌族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每一个脚印一步一步地从上古走来,它远远早于汉族和藏族,是中国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民族,一个被历史和人们忽视了的东方大族。自6万年前从非洲走出,并扩散到世界各地。传说5000年前大禹治水或尧舜时代,汉藏开始分离,他们中的一支向东出发,进入黄河中下游,开始以农耕为生。羌与汉的分化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周朝开始。汉羌分化,夏人的语言由屈折语变成了分析语,生产模式由半畜牧半农耕变成了定居农业,仅在边缘地区存在畜牧经济,社会服饰演变成为束发右衽,政治体制由方国部落变成了集权帝国,与此同时羌人还保留着屈折语的古语,披发左衽的服饰,部落酋邦的体制。历史上羌人社会几次大的农业革命,改变着不同时期游牧的羌人部落(方国)向农耕的华夏人统一中国演变的进程。

最早的迁徙

羌人最早是向东方迁徙的,沿着黄河、泾河、渭河一路向东方迁徙,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最早的夏人,他们的名字有很多,如伏羲、女娲、神农、大禹,并形成炎黄部落。《千字文》对此指出:爱育黎首,臣伏戎羌。遐迩一体,率宾归王。作为逐渐崛起的部落,肥沃的土地,让历次东进的羌人尝到了甜头。等到来自辽西的商人入主中原,原属于夏的周人臣服于商,然后是商纣王时期,周武王联合巴蜀西戎各部,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周朝。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周人和羌人以迁徙游战击败商人,大规模地进入中原腹地。周朝灭了商朝之后,进行了大量的分封。由于周人自称是夏人,因此这些分封国就合起来成为“诸夏”,后来又有了华夏的称呼。羌族这时候不再被早期迁徙到黄河中下游的羌人,应该确切的叫华夏族认做是同类,而称其为“西羌”“西戎”。

裹挟中的东进

周人,宣称自己是夏朝的继承者。《尚书·立政篇》中,周公告诫成王曰:“整顿你的军队,踏着禹的遗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人不降服。”夏王朝400多年的历史中,都是以占据中原东部地区东部夷人的战争面孔出现的。从后稷、不窋到迁徙到陇东的公刘,周人总是以先进的农耕面目出现的,相信这是周人篡改历史的结果(殷商出现甲骨文,夏代是没有文字的)。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复修后稷、公刘之业”,推行“务耕织、行地宜”的农业发展政策,实现了“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的局面,周人逐渐强盛。但同源异流,尤其是农业文明的崛起,“落后的”游牧羌人在商王,甚至在“数典忘祖”的己经完全农耕化的周人眼中,更多的是那些以“民”的身份出现的“野蛮人”。击败商人的他们,现在可以完全继承商人身份,统治华夏及四夷了。正如,夏亡不能就说羌亡。这个羌亡不是民族的消失,而是历史地位的消失,在大一统的语言构成中,他们从文明的中心走向历史的边缘,再没有以文化整体爬起过。

“用”来祭祀的羌

这要返回到商代。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中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周人最大的成功,无疑与最大区域势力合作,从夏、还是商,使得他们不必像周先祖后稷、不窋那样作为夏的农官,从事繁重的农业,他们学会了贩卖奴隶,古罗马时期贩卖希腊、高卢奴隶一样,带来了较高的回报,促进了周地经济的繁荣和周势力的崛起,而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纵目的蚕丛

司马迁《史记》说:“禹兴于西羌。”继司马迁之后,南朝·宋裴《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语:“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明确禹属西羌。蜀与禹,都从虫。实际上,在甲骨文里,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华阳国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在甲骨文中,“夏”是一个长有巨眼的男人。蜀王最初的形象有可能就来自于夏禹。三星堆出土的“凸目”人像体现了夏禹和蜀王最初的影子。吕思勉在他的《中国民族史两种》一书中也说:“古之氐羌……其在南者,则同化较迟,则古所谓巴人,汉时所谓巴郡南郡蛮及板凳蛮也。”三星堆那些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青铜艺术和黄金雕刻,正是羌人所拥有的斯基泰文化的体现。滇王名叫尝羌,也是对王族属性的一种暗示。当然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从最初的巴人、蜀人,“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再不断分化出了彝、景颇等西南少数民族。

被歧视的羌人

他是秦人奴隶,西逃过黄河,靠着种地,被“认为”是河湟地区最早的开发者。他的子孙们建立起了150个部落,遍布整个西部,以至到了后世,凡有羌笛声处,皆有其子孙。他就是无弋爰剑。无弋爰剑即奴隶的首领。无弋爰剑与羌人婚配成其祖先。这似乎更加印证了羌人自商以来“自带”的卑贱身份。秦,“戎翟之教”,中原各国“夷翟遇之”。(见《史记·商君列传》和《秦本纪》)他们应该是迁入中原众多羌部落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支。顾颉刚指出,他们做了诸侯,做了贵族,就把自己的出身忘了,也许故意忌讳了,不再说自己是羌人而说华夏人。至于留在原地的,当然还是羌,还是戎。羌人真正的迁徙,是沿着黄河进入中原大地的,因为这是地形、气候等因素决定的。

无弋爰剑的故事可能反映秦人在向西征服的历史,一部分被秦人奴役的羌人部落脱离了控制,一路西逃到达河湟之地,在秦人兵锋止步于黄河岸边后,“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蕃息”,大本营的河湟只是成为了羌人在甘青的最后栖息地。到了春秋时期,夏尊戎卑的观念逐渐形成。诸种因素最终形成了后世人看来不可逾越的民族界限。在统治者眼中,不同于贵族和城市居民,人口基数庞大的黎(九黎)庶(国人)是“人”,羌为“民”(其地位低于华族和较亲近的黎族)。同样,随着历史不断变迁,被统治者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由“人”和“民”构成了过去的“黎民”、今天概念中的“人民”。

最后的羌民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为断匈奴右臂,隔绝羌人与匈奴的交往,进兵河湟。东汉初年,天下大乱,从河湟到陇右羌人不断延续自汉武帝以来向内地或主动或被动的迁徙浪潮,纳入帝国统治的羌人或征召,或屯耕,或为奴者,尤其中央王朝征伐而归降的羌人内迁数以百万计。他们甚至迁徙到两京长安和洛阳附近,他们在汉王朝的统治下,种着最烂的土地,干着最苦的徭役,承担着几乎所有的兵役。残酷的压迫就是反抗,内迁羌人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部族战争有很多,而绵延数百年的东汉与东羌、西羌战争,直接造成汉帝国崩溃和羌人整个民族的衰败。黄巾起义,成为压垮汉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南北朝,原来定居羌村的羌民分崩离散,流落各方汉民开始与羌人混居。隋唐以后,包括党项在内的内迁羌人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汉族开始大范围地与羌人通婚。而且从唐代起内迁羌人逐渐改为汉式的单姓,最后逐步与汉人融合为一族,彼此之间无所区别了。到了宋代以后,羌人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完全不见了踪影。“本是同根生”,羌人包括夏本身没有文字,也许正是最初周人在重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中,依赖的是商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强大的话语霸权压力之下,他们重新定义了“最初的中国”,最终形成了新的华夏起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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