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章

彩陶

柳湾是河湟谷地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湟水河中游北岸。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柳树成荫。村北约12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分布有约2000座墓葬。每逢山洪暴发、山体塌方或暴雨过后，便有许多彩陶滚落下来，散布于山沟及田间地头。在缺少玩具的年代，当地人甚至把彩陶当玩具，比赛谁从山坡上滚得远。1974年至1981年，考古工作者对柳湾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虽然远去了刀耕火种，暗淡了结绳记事，但我们从出土的一件件彩陶中，可以走进历史深处，发现古人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看着这些真真切切的实用器具，你可能会感触到史前先民手中的余温，你也许会想象到柳湾先民下河捞鱼蚌、上山逐弥獐，山下炊烟袅袅，山上篝火团团，狐鸣狼嚎此起彼伏的史前生活场面。

彩陶的花纹如此精美，以致今天的人们将彩陶花纹作为课题去研究。聪慧的柳湾先民将精美图案巧妙地绘画于陶壶、陶罐、陶盆之上，在汲水、炊煮、收获、储藏的闲暇之余，尽享彩陶艺术的愉悦。“真境逼而神境生”，美丽的彩陶，令人追古思今、遐想联翩。

在青海还出土有两件彩陶纹彩陶盆：一件出土于上孙家寨遗址，一件出土于同德宗日遗址。彩陶盆无疑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凝视着它，感觉彩陶盆上的人物缓缓舞动，手拉着手，踏着欢快的节拍，跳起优美的舞蹈。我相信，在结束一天劳作的傍晚、在捕获到猎物的瞬间、在氏族重大的节日里、在婚庆嫁娶之时，甚至在亲人送葬刚刚结束的时刻，他们都会跳起这样的舞蹈，歌唱生命、歌唱劳动、歌唱收获、歌唱喜庆。这似乎同今天藏族羌族的锅庄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肯定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物图画之一。有人说，中国文明是一种崇拜大地的文明。中国文明是从玩泥巴开始的，给泥巴纹身，给泥巴画上花纹，泥巴就从一般的容器升华为神性的容器，文明也就此诞生了。也许正是我们的先民从原始时代起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中，就深切感受着对泥土特有的亲和力。青海彩陶，若论出土数量，堪称中国第一；若论质量，也名列前茅。

“毛席”

诺木洪的毛织品，被认为是氆氇的原型。但氆氇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目前似乎还没有定论。早在1959年，在都兰县的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出土了大量公元前10世纪的毛织物和纺轮，其中有毛绳、毛布，还有一块彩色“毛席”残片，虽历经3000年，但是用黄、褐、红、蓝等色羊毛编织而成的条形图案仍清晰可见。证明了青海先民3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原始藏毯的编织技艺。

据考证，该“毛席”残片的原材料就是青海的藏系羊毛，即世界公认的西宁“大白毛”。这是至今出土最早的“毛席”残片，是青海氆氇或藏毯的雏形。这足以说明，在距今3000年前，散居于青藏高原的羌人就已经掌握了毛纺织和染色技术，可以织出几何图案的彩色“毛席”即编织地毯。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中还发现有牛皮制成的鞋和用牦牛毛纺成的毛线和毛绳，以及毛带（其间夹有少量的牦牛毛），这些遗物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古羌人已经能够驯养牦牛，而且还能够将牦牛毛加工成生活用品氆氇。牦牛在古羌人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衣食住行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来源。1989年，乐都柳湾墓地出土了一只表现反绱工艺的彩陶靴，这件彩陶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最成熟的牦牛皮靴子的造型。反绱工艺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制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直到今天，国内外制靴业仍然在沿用这一技艺。彩陶靴将有助于我们一窥4000年前河湟先民手工业发展的情景。

青铜

“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作为唐朝苦吟诗人，贾岛的这首《友人婚杨氏催妆》，借青铜镜里的影像，巧妙夸奖了朋友新婚妻子的美丽：看着你明媚的脸庞，这一刻，我感到时间都停止了。大家都催着你化妆，迎接新郎的到来。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好似芙蓉盛放。镜台前，青铜镜里已映出你婀娜多姿的身影。不过，对待赞美要警惕：此阳台非彼阳台，诗中的“阳台”，暗指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诗人的潜台词就是：“新郎是风流的楚襄王，新娘是同样风流的巫山神女。”如果新郎新娘是诗人的朋友，你一定会怡然接受朋友的这种戏闹和调笑。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铅锡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促使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飞跃，即从石器时代飞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1977年尕马尔台遗址出土的一件精美“七角形纹”青铜镜，铜镜铜锡比例为1：0.096，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一面铜镜。铜镜呈圆形，边缘及镜钮周围有凸形弦纹围绕，分为周缘和内缘，其中间的花纹则以内缘为中心，将七角形纹以凸形阳铸而成，七角形纹的外部与周缘之间，再形成7个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中，又用凸形斜线纹填满。在铜镜的边缘有两个穿孔，残有木质镜柄，通过双孔用细绳捆绑固定。当然，这样低的含锡量决定了镜面无法磨出光亮照人的效果，却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代表了当时青铜制作的最高水平。

对于很多人来说，“裴文中”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如果我提起上世纪初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你就会对这个人肃然起敬。裴文中就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1948年，裴文中在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为期3个月的古生物化石调查，而沈那遗址只是他考察过程中的“意外收获”。在沈那遗址31号探方内出土了巨型铜矛，成为我国目前出土的最大一件古代军礼器。这件“圆銎宽叶倒钩青铜矛”，矛阔叶状，双面锋刃，长61.5厘米、宽19.5厘米。矛中部两面有1.5厘米的脊梁，銎与刃部结合处铸一倒钩。圆銎下端铸一纽和三道圆箍，銎内遗留残木柄痕迹。齐家文化铜矛的问世，证明当时人们已熟练掌握青铜器的铸造技术。

注视着这件齐家文化铜矛，它遍身呈现绿锈斑斑的古色，闪烁着神秘的威严，留给我们无限的猜想：它绝非一般的兵器，或许曾在猎猎旗风下见证歃血的呼喊。大量考古发掘证实，河湟地区早在5000年就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宗日遗址出土了最早的砷铜，砷青铜是人类冶金史上出现最早的合金。砷铜广泛传播，取代红铜而成为最重要的金属。砷铜、铅铜、锡铜器的铸造，形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文化中心。

羌人无疑是青铜技术的掌握者，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境内黄河流域最早接触到青铜技术的部族团体。而从铜镜到铜矛，标志着中国进入重器时代。

玉石

中国古代文献多玉石记载。“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藏布帛。”纵览数千年历史，国家之宝，皇室之珍，连城之璧，皇帝之宝，盛世之藏，都离不开玉。这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玉的尊崇。历史证明，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和商贸交流的第一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玉石。

“登昆仑兮食玉英。”先秦文献中有大量以昆仑玉为媒介、联络西王母国与内地关系的传说记载，如《瑞应图》载：“黄帝时，西王母乘白鹿来南方白环。”《世本》载：“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环及珮。”《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在见西王母后，“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对于“玉出昆仑”这件事情，虽然《山海经》中没有明确指出，但是按照方位，产玉的山都在昆仑山附近。但是找到昆仑就会找到群玉之山，这一点周穆王同样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山海经》是“玉石之路”的产物，真实记载了“玉石之路”的山川湖泊、奇闻异事，那么《穆天子传》就是“玉石之路”发展繁盛、中西交往友好的历史佳话。李贺就此在《马诗》中写到：“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山。鸣驺辞凤苑，赤骥最承恩。”玉始终是穆天子和此后的追随者追寻和向西王母索求的圣物。

郭宝钧在《古玉新诠》一书中，有关“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的论述，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玉石文化的追崇。

在喇家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如中国最大的玉刀及许多精美的玉璧、玉磬。在死者的身上也发现了多件玉璧，同样让人很自然地想起长江下游良诸文化中的类似发现。这些形状相同的玉礼器的主人，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通神的法力，他们就是用这些精心雕琢的玉器，完成了人与天地沟通的隆重仪式。考古专家坚信：喇家村遗址中肯定还会有大型的玉石加工和储藏中心出现。根据运输距离和地理条件分析，这里的玉料极有可能来自青海昆仑山上。专家们说，中国古代玉器直到唐宋时期才走向民间，而在此之前，玉器的使用和佩戴是贵族和神职人员才有的专利。但是在喇家，我们真正见到4000年前的平民玉器。一个人数众多，分布十分广泛的民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部落，甚至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这种现象在黄河上游地区，是异乎寻常的。

铜石时代的黄河上游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可以这样设想：4000年以前，就有古人怀揣青海昆仑玉石，穿着麻布和兽皮，越过雪山草地，忍受寒冬酷暑后到达今天的喇家村。这里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显赫的昆仑玉石加工和集散地。一部分玉料留下之后，剩余的向中原地区扩散。后来，一次空前的大灾难彻底地把辉煌的喇家史前部落和昆仑玉文化埋入荒原……

龙驹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代，是一个全民疯狂追逐天马的时代。诚然，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与大漠游牧文明板块碰撞下的西域形势，使得汉王朝从过去一个内敛保守的农耕王朝变成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军事帝国，也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

青海湖海心山俗称湖心岛，古称仙山或龙驹岛。古籍记载，早在汉代，岛上就有庙宇。附近牧民将马牛羊等牲畜，在冬季冰合后置于此山，永不宰杀。传说，当时有人将马置此山，至来年春天的时候，马皆有孕，所生之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因此称为“龙驹”，海心山因此而称为“龙驹岛”。

帝王王莽、隋炀帝都求过龙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吐谷浑育马业得到快速发展，此后在草原马的基础上，引进波斯种马，逐渐培育出龙种马，名为“青海骢”。唐天宝年间，名将哥舒翰夜屠石堡，攻占西海后筑神威城，希望得到龙驹来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青海骢”头大颈短，体魄强健，胸宽鬃长，皮厚毛粗，能抵御任何风寒；能扬蹄踢碎狐狼的脑袋。在风霜雪雨的大草原上，没有失去雄悍的马性。经过调驯的草原马，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比。青海著名的诗人吴拭写的《青海骏马行》以历史时间的流逝与天上、地下空间大幅度转换为重点，描写刻画了名为青海骢的青海骏马的神奇非凡形象。

由于张骞对“天马”的介绍，让汉武帝一直不能忘怀，“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为了得到“天马”，汉武帝益发使抵安息、黎轩、条枝、身毒国。甚至不惜大举征伐。从此，送往长安的贡马和虏获的“天马”相望于道。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的“天马”战争序曲。公元414年，驻今乐都的南凉王秃发辱檀，率军攻打乙弗勿敌国获牛马40万；公元460年，北魏阳平王攻打吐谷浑，获牛马30万；公元556年，突厥与西魏联手攻打吐谷浑夸吕王，获杂畜数万；公元635年，唐太宗遣李靖征讨吐谷浑伏允王，权倾天下，如虎添翼，获牛马40万。战争常有，穷兵黩武，巧取豪夺，获牛马成常态，举不胜举。

唐太宗也非常重视茶马互市，于赤岭（今日月山）设立官方茶马互市。以茶换取战马和耕牛，从公元627年至公元665年将近40年间，唐朝的官马发展到70.6万匹。唐置八司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义，更析为监，布于河曲丰矿之野，乃至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时间也”。文中“河曲丰矿之野”是当时重要的牧养管马地区。后来，由于河南之地归吐蕃，影响到唐官马的发展，每况愈下，唐开元初，牧马下降到24万匹。吐谷浑灭亡，吐蕃尽取青海之地。不但获得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为有名的良马（如著名的青海骢）产地，而且从战略上，成为从高原顺流而下取西域和甘陕川的桥头堡。从此唐朝再也难以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唐朝不要说河西地区，连三辅之地也处在吐蕃的窥视之中。《旧唐书》为此写道：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从此，唐朝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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