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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字读懂河湟与中国(上)

2022-08-19 10:29:31 来源:海东日报 点击:
□王伟章

自西向东流淌奔腾在祖国北方大地上的黄河,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摇篮。黄河不仅是我们的母亲河,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戴传贤在《新青海》杂志1933年第四卷所撰写的卷首语中指出:“青海是中华民族江河的源泉地,四万万同胞所赖以生存之两大河流,皆发源于此。”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可以在青海溯源觅踪。“青海这个地方,才真正是五大民族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中国百姓的老家,“中国好比欧洲,青海便是希腊;中国好比春秋时期的周代文明,青海便是岐山。”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黄河文明的形成,却忽视了黄河上游最重要的地区——河湟。

4000年前 河湟人生活在高度文明的世界里

河湟地区即黄河、湟水流域。黄河、湟水交汇,无疑形成了黄河上游最特殊的两河文明谷地。随手翻阅地方文献就会发现,被平均3500米海拔高高擎起的青海高原上居然有着如此灿烂的远古文化。我们俯视河湟谷地,炊烟袅袅,在每一处村庄、农田、土坡、河汊,甚至我们认为今天都不适合生存的浅山、脑山,都散布着大量的史前遗迹。仅在日月山以东的地区,分布的史前文化遗址就多达300余处。有中石器时代的拉乙亥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的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脑庄,民和核桃庄、阳洼坡,贵南尕马台,循化苏呼撒,同德宗日遗址;有铜石并用时代的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寨、民和清泉遗址、西宁沈那遗址;有青铜器时代的民和核桃庄、乐都柳湾、大通上孙家寨、互助张卡山、共和合洛寺遗址,以及极具本土特征的卡约遗址。它们因出土了众多精美的文物而享誉世界。

5000年前,河湟地区的原始人群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从砍伐林木、清理场地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一应俱全,且制作精致。专家利用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同德宗日遗址墓葬中的人骨骨胶原中的C、N含量作食谱分析后,发现河湟先民当时已开始种植我们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时也摄取了一定量的动物肉食,过着以粟、黍等为主食而渔猎为辅的生活。在同德宗日遗址14号灰坑中,还出土了一组骨刀叉,这组餐刀叉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刀叉形状非常接近,大小也差不太多。专家认为这应该就是当时人们进食的餐具。而其刀叉勺配伍形式,与今天的西餐餐具的配伍形式完全一致。在喇家遗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条”,其原材料用的就是粟,即由小米面制成。如果结合“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再结合小河墓地和洋海古墓群出土的小麦,从这两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中,就能清晰地知晓小麦的传播密码。青海最早的小麦麦种是在距今4000年循化阿哈特拉遗址中发现的,这无疑证明了小麦是羌人带到中原去的。中国小麦从这里进入中原,改变了华夏民族食粟的单一生活习惯,最终小麦代替了粟成为中国北方人的主要食物。

“青海是彩陶的王国!”来青海参观、旅游的客人和当地居民常有这种感叹。青海彩陶覆盖面积广,从西侧诺木洪台地到东侧的民和、乐都一线,北至祁连山麓,南到黄河河畔,曾都是各种类型彩陶的产地。青海彩陶品种繁多,粗略统计包含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类型、卡约类型、辛店类型和宗日类型。青海彩陶纹饰题材多样,图案丰富,绘制精美,可以说是洋洋大观、蔚为奇迹。全省现已调查、登记的这类文物点有6500余处,共出土彩陶3万件,而这仅仅是埋藏在地下的彩陶中极少的一部分。青海彩陶,若论出土数量,堪称中国第一;若论质量,也名列前茅,特别是在中国彩陶史上,河湟彩陶跻身于好几项“中国之最”。

在黄河上游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和湟水北岸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上孙家寨分别出土了一件马家窑类型彩陶盆,盆的内壁绘有不同的舞蹈人纹图案,舞姿栩栩如生,这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生动场面。专家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这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在彩陶的故乡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塑人像陶壶,大概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体塑像,这是研究我国远古人类思想活动及审美心态形成的重要实物。让人更为惊讶的是,柳湾遗址中出土的100多种陶器上涂有很多符号,专家猜测它可能是代表制陶者的记号或代表某氏族或家族的徽号,这也极可能是我国古文字最原始的形态之一。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铅锡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促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飞跃,即从石器时代飞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有人将中国的青铜时代推到了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亦有人将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看成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就算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比西亚晚了近千年。而大量考古发掘证实,河湟地区早在5000年前就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形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文化中心。羌人无疑是青铜技术的掌握者,是目前所知的中国境内黄河流域最早接触到青铜技术的部族团体。1977年,尕马台遗址出土了一件精美的“七角形纹”青铜镜,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面铜镜。其铜镜铜锡比例为1∶0.096,呈圆形,边缘及镜钮周围有凸形弦纹围绕,分为周缘和内缘,其中间的花纹则以内缘为中心,将七角形纹以凸形阳铸而成,七角形纹的外部与周缘之间,再形成七个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中,又用凸形斜线纹填满。在铜镜的边缘有两个穿孔,残有木质镜柄,通过双孔用细绳捆绑固定。当然,这样低的含锡量决定了镜面无法磨出光亮照人的效果,却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权利,代表青铜制作的最高水平。

吕思勉在他的《中国民族史两种》一书中也说:“古之氐羌……其在南者,则同化较迟,则古所谓巴人,汉时所谓巴郡南郡蛮及板凳蛮也。”看来巴楚也与羌人是一家。再看云南出土的古滇国时期的青铜人像服饰,都是戴高冠、戴帽的奇特服饰,贵族们的皮靴,还有巫师们全身裹着的皮毡和皮制披风,以及骑手们的游牧式马裤和长发鞭。除了服饰,部分富裕的滇人战士甚至有贵重金质与铜制护臂。这在当时的东亚武库中非常罕见,却在中亚和西亚是比较常见的。滇人制造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青铜艺术品和黄金雕刻物,在当地也缺乏等量齐观的同类。但这种高度写实的艺术风格,却很容易在北方羌人拥有的斯基泰文化中寻觅得到。这就暗示着滇国人有着浓厚的亚欧草原传统。从文物风格来看,滇国统治者应该就是游牧在甘青高原西北的羌人。后来的滇王名叫尝羌,这也是对王族属性的一种暗示。而三星堆青铜完全可以被证明是羌人后期青铜文化的延伸。这就回到了鸠首杖的问题。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三星堆是否存在羌人带来的青铜文化,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生活在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羌族、普米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等民族的史诗都在证明,河湟是他们民族文明的集散地和派生地,祖先就是从河湟“派发”出去的。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在4000年前,当中原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和王朝国家时,青海、甘肃、宁夏一带荒无人烟。而如今一座座原始居住的聚落遗址证明,4000年前河湟人就已生活在高度文明的世界里。

游牧文明“东迁”影响深远

西北地区、青藏高原草地广袤,最适宜放牧。对于游牧民族而言,羊作为畜群的主体占牧畜总数的90%以上,也是游牧民的主要衣食之源。作为这片牧场的主人,羌人理应是中国大陆上最早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人。

希罗多德《历史》记载,伊犁河流域的伊塞顿人有这样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带着羊来祭祀,在杀羊献神之后,会把死者的肉也切下,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这明显具有羊图腾的意味。

早在1959年,在都兰塔里他里哈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毛织物和纺轮,其中有毛绳、毛布,还有一块彩色毛席(即编织地毯)残片,虽历经3000年,但是用黄、褐、红、蓝等色羊毛编织而成的条形图案仍清晰可见。据考证,该毛席残片的原材料就是藏系羊毛。这足以说明,在距今3000年前,散居于青藏高原的羌人就已经掌握了毛纺织和染色技术,可以织出几何图案的彩色毛席。

中原的仰韶文化,或许正是由羌人逐渐引进羊并容纳麦,他们与中原西徒的黍食农耕文化相融合,从此确立了羊、麦在中国文化里所占的重要地位。有了羌人的成熟饲养技术,商周时期,羊已成为主要的食用肉畜之一,也经常用于祭祀和殉葬。在商代最隆重的祭祀中,羊与牛、豕一起,共同组成“太牢”,只有羊、豕的祭祀,被称为“少牢”。不管“太牢”还是“少牢”,羊是必不可少的角色。这也印证了《说文解字》中对“羊”的解释:“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就是说,六畜之中的羊,最主要的功用就是作为肉类提供给人们食用。

羊作为膳食,首先构建了“羞”这个字。《说文解字》中说:“羞从羊从丑,丑亦声。”“丑”就是“手”的一个变体,所以这个字就字形而言,其实就是“手持以进羊”之意,故《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进献也”。那么进献什么呢?从“羞”的构意来看,最早进献的物品中,羊大概是最重要的进献品之一。为什么要进献羊呢?恐怕还跟“羊在六畜主给膳”密不可分。“羞”作为动词作“进献”,又进一步引申出“被进献的美味”这样的名词义项。为了将这两个词加以区别,后世又造出了“馐”这个加符形声字;再后来,表示“进献”义的“羞”字又被假借为表示“羞赧”“害羞”的“羞”,其字本义遂与该字所记录的词汇义相脱离,而后不为人知了。

“羊”也构建出了食字部的“養(养)”字,其义为“饮食”;“羊”字还构建出了“羑”字,其义为“进膳”。这些都直接说明羊在供养人类膳食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同时,作为膳食的羊肉到底好吃不好吃?其实也根本不是问题所在——汉语中表示食物好吃极了的“鲜”与“美”,都是用“羊”来会意的。可见,羊肉确实是古人心目中的美味,这没什么可质疑的。比如,“盖”下面是个器皿,上面有只羊,意为把食物奉献给鬼神和祖先。这也很形象地说明了羊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已经超越了食物的层面,而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梳理关于羊的名称有:羍、羔、羜、羒、牂、羖、羭、羝、羯,这几个字完全概括了羊“服务”人类的一生:“羍(dà)”字表示刚刚出生的小羊,“羔”字表示吃奶的小羊,“羜(zhù)”字表示五个月大的羊,“羒(fén)”字表示三岁的白公羊,“牂(zāng)”字表示三岁的白母羊,“羖(gǔ)”字表示三岁的黑公羊,“羭(yú)”字表示三岁的黑母羊,“羝(dī)”字表示没有被阉割的公羊,“羯(jié)”字表示被阉割过的公羊。

有人统计,古代典籍《诗经》中讲到关于羊的诗篇有13篇之多。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龙”,中华人文祖伏羲、炎帝都与“羊”有着“血缘关系”,“三皇”中的伏羲、神农最早都以“羊”为部落图腾。

相传,伏羲曾受“羊角柱”的启发,发明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从而实现古代司法公平;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华“仁”“义”“礼”赋予到羊的身上,赞叹羊是“美”“祥”之物;明代甚至将“羊之跪乳”编进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中,将羊塑造成懂得感恩的典范……

羊代表吉祥、善良、美好,“羊”与“祥”相通。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解释说:“羊者,美物也;羊,祥也。”从徐锴的解释中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最喜爱的“吉祥”的“祥”字,其实也是含有“羊”的意思。许慎所说的“吉言为善”——想必能够“说好话”,也必定会“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吧,这也确实是“善”的本质。西汉儒学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执贽》中说:“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故卿以为贽。”

因为羊的品德高尚,古时高级官员用羔裘作朝服,以显示自己有羔羊般的纯洁品德。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善良、义气、知礼、孝顺的美德和纯朴、厚道的民风,如果追溯求源,就在羊身上。过去有一种“送羊劝孝”的风俗,便是羊影响中国古人品行和民风最直接的反映。

“送羊劝孝”一般在每年农历六七月间进行,外祖父、舅舅要给外孙、外甥送只羊。传说,当年有一个小孩不孝敬爹娘,放牧的舅舅便将外甥领到羊群边。外甥看到羔羊跪在母羊面前吃奶,一下子明白了舅舅的用意:羔羊尚知孝敬母亲,何况人呢?于是舅舅送给他一只羊羔,让他抱回家。此事传开后,“送羊劝孝”遂成一种社会风俗,提醒儿女对爹娘要孝顺。

因为羊有如此多优点,深受人们喜爱,所以古人在略微讲究一点的见面活动中,便用羊当礼物,叫做“以羊为贽”。“以羊为贽”是一种高档的见面礼,行政级别达到上大夫、公卿级别的人物才能使用,普通官员用“雁”,知识分子用“雉”(鸡),普通老百姓只能用布匹。《仪礼·士相见礼》上是这样说的:“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古人的观念之中,行义(義)事,做义(義)人,恰如作为牺牲的羊,确实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吉祥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有许多表示“好”这个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或许“羊大为美”的美,最初是周人对姜姓部落、地望或女性的美称,所以美的发音自然与羌人自称的“民”发音相通。就连楚国的王姓(见电视剧《芈月传》),屈原的“芈”字,其实就是表示羊叫唤时的声音,也就是“咩”的一个异体字,想想确实如此。

(本版图片均由青茉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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