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2015-08-16 11:24:13 来源:中华文化 点击: 手机看报 收藏本文

《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所编撰的一部史学著作,记载了1300余年的中国历史。由于司马光是政治家,因此他笔下的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姜鹏解说《资治通鉴》的这本《德政之要》,即着重揭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达的如何施行德政的关键点。

《资治通鉴》中究竟蕴含着哪些治国理政的智慧?

《德政之要》参照《大学》进行编排,分修身、齐家、治道三个层次,从《资治通鉴》中选取若干正反两方面的故事,从个人小我的修身讲起,逐步扩大到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治理,再进而扩展到为政之道,由己及人,由内向外,揭示为善可以致宦通显、青史留名,为恶则导致身亡家破、遗臭万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以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贯穿全书始终。本书深入剖析了《资治通鉴》的格调与格局,以主题的形式解说千余年间历史因革、兴衰成败,可以使读者对《资治通鉴》和中国古代历史有宏观的把握和具体的领悟。

杨震密室拒金,独处也要自我约束

中国传统修身理念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汇:慎独。如果从切合现代人生活、工作的角度对之进行取舍,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是非常关键的。其一,君子独处之际,即便他人无法看到、听到你的言行,也应恪守道德、法纪的准则。其二,君子应该在他不闻不睹(或因未知,或因没有显性约束力)之时保持戒惧谨慎,恪守规范,不妄言躁行。“慎独”的这两层含义,都值得处于现代文明中的人,结合自身在生活、工作中的行为操守,认真思考,细细品味。

如何从古人的行事中理解“慎独”的意义?让我们从一个发生在东汉时期的著名故事讲起。杨震贫而好学,笃志不移,久之声望崇高,甚至被当时人誉为“关西孔子”。杨震前去东莱赴任的途中,经过昌邑县,县令王密恰巧是他之前在荆州刺史任上提拔荐举过的故旧。王密自然要趁这个机会前去拜谒恩公。在杨震下榻处坐至日暮,王密忽然拿出十斤黄金,要赠送给杨震,以回报杨震的知遇之恩。杨震说,我举荐你,是因为我了解你,你怎么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呢?言下之意是说,我举荐你难道是为了贪图你的回报吗?王密对杨震的品行自然是了解的,但他却对杨震说,现在天已经黑了,此间也无外人,您就收下这些吧,不会有人知道的。杨震回答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无人知晓呢?于是王密羞愧地退了出来。这就是“杨震拒金”的故事。王密后来的行为也很有意思,他受了杨震的教育,并非仅仅止于惭愧,而是将这十斤黄金拿出来建造了“四知堂”,以杨震所说的“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来警醒自己和世人,不要因为侥幸人不知而去触犯道德、法纪。

这是一则体现君子慎独的典型事例。我们可以将古人常说的“道”解释为一套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在古人看来,若想成为一名所有行为都合乎伦常规范的君子,就应该让“道”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把它视作外在规范。俗语常说“君子不欺暗室”,这句话正可以作为“慎独”的简易解释。一个正常人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繁华闹市之中犯奸作科,因为他知道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所有不恰当的行为都会得到及时的惩罚。但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换一个环境,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当一个人处于没有任何监控的环境中(暗室),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或是金玉满匣,或是玉体横陈,他是否还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安分守己?能,还是不能,正是区分一个人是否真正具备品德的分界线。

古人讲“慎独”,并不是要以自我道德约束代替外在的法制约束,而是措意于自我约束与外在约束间的相辅相成。一个没有自我约束力的人,可能在外在约束对他起作用之前,就已经自弊了。尤其是对身处权位的人来说,时时会受到巨大的诱惑。故而传统智慧中,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总是高于对普通人的要求。

宽厚娄师德,勤谨修德,狄仁杰自愧不如

包括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内的整个唐代,济济多士,名相辈出。曾在武则天时期担任宰相的娄师德,论能力,不见得能在这些宰相中跻身一流。但这位娄师德有能力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一面,那就是他宽厚而又有点独特的品格特性。

被《资治通鉴》选来为娄师德盖棺定论的,是发生在他和唐代名相狄仁杰之间的故事。

狄仁杰的才能、功绩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武则天之所以起用狄仁杰为相,娄师德起了很大作用。推荐狄仁杰,说明娄师德能识贤,但这件事还有更值得一提的一面:娄师德向武则天推荐完狄仁杰之后,对谁都没提起过,甚至连狄仁杰本人都不知道娄师德是他的伯乐。

狄仁杰的确有才,但有时也难免心高气傲,他觉得娄师德无非是个不愿得罪人的好好先生,没什么能耐。所以两人同时为相的时候,狄仁杰打心眼里瞧不起娄师德。狄仁杰对娄师德的态度逐渐被武则天发现了。有一次武则天找狄仁杰谈话,直接问他对娄师德的看法。武则天首先问狄仁杰,娄师德算不算贤人?狄仁杰回答说,娄师德行事谨慎,做个边将能确保边境安宁,至于贤不贤,我就不知道了。狄仁杰的这个回答其实是否认娄师德为贤。武则天继续问,那你觉得娄师德是否有知人之明呢?狄仁杰回答说,我跟他同事过,不觉得他有知人之明。武则天继续问道,狄卿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做宰相嘛?狄仁杰说,当然是因为陛下知人善任啊!武则天笑了,说要不是娄师德极力推荐你,我可还没想到要重用你呢,从能推荐你这点来看,娄师德应该算得上知人吧!听完武则天这番话,狄仁杰先是大吃一惊,继而羞愧难当。后来狄仁杰经常对别人说,娄公的盛德岂是我狄某人能望其项背的,我蒙他包容很久了!

娄师德能做到宰相,靠的不是运气,也不是畏畏缩缩的“一团和气”,这人是有真本事的。武则天掌权以后,娄师德受命主持边境屯田事务。娄师德身穿皮袴,亲自率领士卒开垦荒田。最终实现储积粮食数百万石的目标,使得边军军粮充足,既减轻了国家负担,也减轻了百姓转运粮草的差役之苦。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都为娄师德拜相奠定了基础。

宰相是官僚生涯的顶峰,多少人求之不得、得而难舍。所以历史上很多名臣和有作为的宰相都难免犯这样的错误:为争取相位或保住自己的相位而嫉贤妒能。娄师德不这样,毫无嫉贤妒能的私心,又有识别贤才的慧眼,故而向武则天保荐了狄仁杰。这是娄师德的第一层德。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娄师德推荐狄仁杰,除了武则天外无人知道,说明娄师德从未以此向狄仁杰示恩,这是娄师德的第二层德。后来共事过程中,狄仁杰居然还排挤娄师德,娄师德还是没去向狄仁杰说出自己曾保荐他的真相,也没有因此怨恨狄仁杰,这是娄师德的第三层德。娄师德在行事风格上勤谨踏实,不像狄仁杰等名相个性鲜明、锋芒犀利。但娄师德的德养却是澹然渊渟,深不可测。正是因为深厚的德养,才让不可一世的狄仁杰深深折服,也赢得了武则天的尊重。娄师德不是个乡愿式的好好先生,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人,他为当时的国家、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样的人如果抱定任人误会也决不与之计较的原则,那就不会是因为懦弱、退缩而不肯有所坚持。《论语》开篇不就说了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娄师德的品行已经远远超出了孔子的这一“君子”标准。

若论才,娄师德其实并非无才。《资治通鉴》对其人生事迹的挖掘却并不太在意才能层面,而是把重心放在品德层面。这符合《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的一贯思想:品德的重要性永远在才能之前。品德也像才能一样,可以分出很多层面。前一部分谈修身,主题就是如何从多个层面丰富自身德行。其实在齐家的问题上也一样,负有齐家责任的家长,在把握子弟教育,或者家庭、家族风格走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德”字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当然前提是自身有德养。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或一个成功的家族,需要很多因素。既要注重培养子弟的才能,又要一定程度上注意财用,还有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的经营等等。当对“德”的要求与其他因素发生冲突,应如何抉择?这是古往今来多数家族领袖都会碰到的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往往一个决定就会影响家族的整体命运。

历史上的治国精髓:当政者必须奉公守法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韩氏家族参与瓜分晋国之后升级为韩国,出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韩昭侯。韩昭侯重用一个叫申不害的人治理国家。申不害非常有才干,治理韩国十五年,成效卓著,使得韩国“国治兵强”。申不害治国的核心概念就是一个“法”字,处处落实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都做到法令严明。在从春秋向战国过渡的阶段中,很多诸侯国被淘汰,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诸侯国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最具有代表性,就是人们熟知的“战国七雄”。综合观察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在那个时代存活下来的强国,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及时进行了法制改革,在法制环境下推进官僚队伍建设,打破官爵世袭制,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所谓“七雄”,都是转型成功的国家。帮助韩国成功转型的,当然就是申不害。

仗着有这样的功劳,申不害就向韩昭侯提了个小小的要求,想为他一位堂兄谋求一官半职。申不害本以为这是件小事,韩昭侯肯定会答应。结果却出人意料,韩昭侯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申不害因此有些怨气。韩昭侯非常从容地反问申不害,你曾经教我治国的方法,要重视人们的功劳,根据功劳的大小施行赏罚。这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是你亲手帮我制定的。你的这位堂兄,没为国家立过半分功劳,你却要求我给他官职。那么请问,我现在是应该废除这套法令,满足你自私的请求呢,还是应该驳回你自私的请求,遵守你所制定的法令?这一问把申不害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连连告罪。

对于韩昭侯坚守法制、不以私乱公的态度,司马光非常赞赏:韩国名列战国七雄,但在这七国中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且四面都与强国为邻,腹背受敌。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也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它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司马光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韩昭侯这样坚守法制、赏罚公平,不以私意害公法的优秀国君。所以司马光在评论的最后一句话里,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升华,认为对于国家来说,领导者的遵法守法,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要讲战国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可供选择的题材很多。司马光最重视的,是依法治国这一类故事,而且特别强调当权者、在位者应该带头奉公守法。司马光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前五卷中类聚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法作为治国的根本,它的价值无法用物质财富和财政数据衡量。在很难用感性认识来告诉人们法之重要性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认识到法的价值?司马光也曾试图用一些故事也达到这个目的。

战国后期,赵国有位名将叫赵奢。在发达之前,赵奢曾是一名负责为国家收集田租的税吏。当时的赵国,有一位大贵族平原君,是赵国国君的弟弟。平原君的手下仗着权势,拒绝依法缴纳租税。对此,赵奢并没有因为平原君身份高贵而不闻不问,而是严查彻办,依法处决了平原君手下九名阻挠税收的家臣。这件事惹怒了平原君,气得想要杀了赵奢。赵奢对平原君的陈辞简洁明了,直入主题:平原君作为赵国的贵公子,如果不带头奉公守法,那么底下人的就有借口跟着破坏法制。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没有纲纪法度了,没有了纲纪法度,赵国的国力就会遭到削弱,赵国衰弱之后就会被诸侯吞并。如果赵国被吞并了,平原君还能保持贵族身份吗?还能这么富有吗?所以依法治国,依法纳税,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唯有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保障平原君这些贵族们的长远利益。赵奢这番话讲得的确非常有道理,深深打动了平原君。平原君不仅没有为难赵奢,反而向赵国国君推荐他。于是赵奢被国君任命为管理赵国财政的大臣。

赵奢这番话,从长远利益的角度阐述贵族、领导层带头守法的好处,是司马光从一个侧面帮助读者理解法的价值。此外,司马光还举过一个卫国的例子,从相对感性的角度,帮助人们理解法的价值。

《资治通鉴》最前面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包括紧随其后讲述秦朝历史的三卷内容,从起草到定稿,都由司马光独立完成。因此,前面这几卷在内容的选择、安排上,能更直接地体现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在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中,我们能看到,强调法治精神的故事非常密集地出现,这说明司马光是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内容来看待的。而法治的重中之重,是掌握权力、控制法治程序的在位者,应该率先奉公守法,以确保法制秩序的严肃有效,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纲纪散乱、礼法崩坏,是一个坏世界的开始。司马光通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来警醒世人,尤其是警告那些在位者与掌权者,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机会践踏法制。而法制秩序一旦荡然无存,无论掌权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将是受害者。强调法制,正是《资治通鉴》最精髓的治国理念之一。

(节选自《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姜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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