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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史诗的突破与建构

——浅析刘岸的长篇小说《子归城》
2020-04-27 09:19:13 来源:海东日报 点击:
作家刘岸近照
□刘安然

刘岸,曾用名刘壮志。一级文学创作职称、国家出版系列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厦门文学院院长、《厦门文学》杂志社主编、厦门作家协会副主席。

迄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600余万字,出版《天职》《尘土飞扬》《刘岸小说选》《小说家的技巧》等长篇小说、小说集及文学理论著作15部。作品多次获福建省百花文艺奖、兵团五个一工程奖等省级以上奖。影视作品四次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电视片十优作品奖等奖项。

读了刘岸先生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子归城》第一部,深感振奋,感慨颇多。

《子归城》纵横百年,以生动感人的传奇故事和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对人与自然、“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有益的阐释和提问。传达了作者的基本理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创造历史和未来,实现振兴中华的百年之梦。

《子归城》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史诗,时间跨度过百年,人物众多,故事丰富饱满,结构坚实宏大。既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又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既展现了西北的沧桑苍凉,生动刻画了户儿家等土著的形象,又反映了当代“海丝”起点——厦泉漳等沿海地区的人文历史,精神风貌。

刘岸在本书中展现了他卓越的长篇小说驾驭能力。小说创造性地使用元叙述手法,以“陆丝”“海丝”的过去和现在为两个叙述层次,一层从辛亥革命之夜开始一直到尼古拉二世逊位,描述了1911-1917年间在古城子里发生的系列故事;另一层以2016年“我”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经历为线索,描写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城市的当代生活图景,讲述了林拐子后人林子非等秘访古城遗址,发现祭文碑、误闯生态保护区等隐秘情节。两个叙事层次既有发生联系的显性线索,又有暗自呼应的隐性线索。

小说从文体到叙事都进行了新的突破和建构,避免了百年时空给小说叙事带来的拖沓、松散等弊端,呈现出更加紧凑的结构,波澜壮阔、环环相扣,集中了主旨,取得了艺术创作探索上的成功。例如小说人物的塑造,许多情节围绕城中某住民的生平铺开,每个人物的性格、经历截然不同,但并不显得零散,众生命运交缠,从个体凝聚成了群体,呈现出史诗品格。再如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经过刘岸的碎片化处理,有意味的重复,便有了象征性,超越了故事本身。可以说,这部小说不仅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更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探索性作品。

刘岸小说的叙事技巧是其作品显著的艺术特色。

其一,小说叙事在百年时空中跳转自如。如第一章第二节的开头,“天亮走进子归城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一百年后有一个叫刘岸的小说家要关注他进城的模样,所以他邋里邋遢,边用食指抹着清鼻涕,边东张西望地就进了东门。”其二,小说文本中对各种“史料”“文献”的仿写、摹写,足以乱真,充分体现了小说虚构文本的特点特征。同时,作者又把一些真实存在的人物拉进叙事之中,如舒婷、刘亮程等。虽然他们在文中并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但造成了一种让读者真假难辨、陷入叙事圈套的艺术效果。

这种虚虚实实的叙述圈套还体现在刘岸对小说背景资料和细节的巧妙处理上。刘岸首先为他的故事设置了一个漫漶不清的历史起源:“在古称西域的地方,有一条河横穿丝路北道,它后来消失了,这条河叫涅槃河。”接下来讲到张骞出使西域、顺治禁海令、康熙亲征噶尔丹等史实,都非常准确而可靠,然而其中夹杂着违反禁海令的刁民被流放,以“高斯投影”确定流放地在博望渡,八百追剿兵和罪犯们共同建起子归城等情节,似乎有些荒诞,可夹杂在一些人尽皆知的历史中,显得顺理成章。

其三,刘岸显然并不想让读者沉浸在子归城中,与城民同呼吸、共命运。小说采用元叙事策略,将作家的虚构过程呈现出来,如第一章开篇“前不久,我面朝大海,正在构思小说《子归城》。”甚至将自己的创作技巧也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我说构思小说,就是在考虑怎样把这部史诗,用最简洁的方式装进您的脑海。为此我煞费苦心,创造结构模式,探索元叙述,采取网络链接方式等等,不一而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您能自由简单地阅读本书。”

元叙述是先锋派作家常常采用的策略,刘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更加彻底和富有创造性。他不仅交代了虚构过程和虚构手段,甚至将创作过程中的经历也呈现出来,而且着墨甚多,形成了《子归城》的两个叙述层次。这不只是艺术手段的探索与创新,更是与小说题旨密不可分的。而作家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建构和手法,得以在百年时空间自由切换,使复杂的叙事,变得轻松自然,浑然天成。

小说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

《子归城》的语言特点明显。在注重对当地土著语言的吸收和进行地域性传达的基础上,它融会贯通西北与东南、书面与民间、古典与现代的各种言语,进行了一场语言的饕餮盛宴。就像一场演唱会,既有高大上的美声唱法,又有通俗的流行歌曲,甚至包括说唱、民谣。所以它呈现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既有非常尖锐的真实的揭露,又有极其柔软的情感的表达,既有杰克·伦敦的粗犷,又有村上春树的典雅、诗意。这种杂糅的尝试非常危险,但刘岸在这一点上显然非常成功,恰如其分地实现了创造初衷。

应当强调指出刘岸的叙事语言。它们无疑是有趣的,充满张力的,肯定受了卡尔维诺“轻逸观”的影响。卡尔维诺主张以艺术世界的“轻”化解现实世界的“重”,“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子归城》讲述的故事,本质上是苍凉的、酷烈的,轻生死重大义的人物,个个都像荒漠中的胡杨,有着直抵生命根部的狞厉和底蕴。可作家选择的语言方式却并不是沉郁的,艰涩的,而是以“轻”载“重”,情节上利用人物夸张的言行达到荒谬的效果。

刘岸出生在中国西部新疆,那里是丝绸之路的核心经济带,更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汇、冲撞的区域。

从历史经验看,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成功典范,“是历史温度最高,历史力量最集中,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最多最快,文明与精神的结晶最早最大最瑰丽的区域”。正因为此,刘岸的小说创作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底色,又始终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撞击的华彩和先锋精神,其作品有着东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双重支撑,总会在一个崭新的维度上呈现出异样的艺术风貌。

中年之后,刘岸移居厦门,那里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刘岸在那里受到海洋文化、闽南文化的洗礼,10多年的生活和学习使他具有了一种新的目光和视野……

而这也就构成了《子归城》能成功表现“一带一路”内涵的物质基础。

应该看到,由于对中国西部及丝绸之路的深刻研究和认识,刘岸对“一带”的描写和体悟——也是小说的主体、主线,是准确且充满创造性的。他通过刘天亮,云朵,赵银儿,诸葛白,马麟,金丁等人物,逼真地摹写出了100年前丝绸古道上的众生相、浮世绘,写出了世人罕见的、从西部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传奇和故事。

总之,《子归城》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进行了期望拨动时代脉搏的宏大叙事。其人物鲜活生动,情节感人,技巧纯熟,叙事绚烂瑰奇,语言富有创造性。同时作家还以精美的文本对普遍而深刻的人类命运、生态与环境、中华文明的和合精神等进行了追问和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子归城》的成功探索,已经为作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刘岸先生走向史诗的突破与建构,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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