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趣，《百家姓》版本众多，不少朝代都有编写。及至当代，我国每数年也都会有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更新的“新百家姓”出炉。然而无论怎么变更，我们最为耳熟能详的《百家姓》，依旧还是那个从宋代就开始流传的古老版本。
这一版《百家姓》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姓氏排序有怎样的依据？为什么它又如此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呢？
宋代人的幼教课本
百家姓的“百”是个虚指。按照通行的今本《百家姓》，书里其实总共收录有504个姓氏。然而，我国实际上的姓氏数量还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仅是常见于古代文献的姓氏就多于五千个。
正是这样，也许不少朋友都曾疑惑为什么自己的姓氏没有出现在《百家姓》当中。就连一些今日看来也不算极其罕见的姓氏也不曾被收录其中，比如说：迟、付、承、楼、冒、展、苟……
事实上，此书是儿童的识字读本，而非一部以统揽中华所有姓氏为目的的统计文献。所以，比起全面地辑录各种姓氏，它更多是要易学好记，通俗顺口。虽然今天看来略显粗疏，但是在短短的五百多字里，包括了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足够古人日用。
《百家姓》的作者不可考，不过学界普遍确定他诞生于北宋之初。
清人王相认为此书作者乃“宋初钱塘老儒”；明人李诩断言“必宋人所编也”；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其作者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这个“钱氏之国”，指的是五代十国时期都于杭州的吴越国。吴越国尊北宋为中原正朔，最终纳土归宋，和平地归并于宋朝。
《百家姓》的作者和他编录此书时的心路历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百家姓》作为童蒙读物自宋开始的广泛流传却几乎是必然的。
宋代的学者，空前重视儿童的启蒙教育。这和宋代重文的国策与社会风尚相关。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寒门学子，人人崇尚“以文化成天下”。
宋代的“蒙学”即童蒙教育，非常繁荣。政府鼓励设学，而印刷术的发展又使书籍更易复印和传播，因此许多童蒙读物横空出世，又被大量复刻和传阅。
如今依然脍炙人口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和《百家姓》通常被合称为“三百千千”。在古时，它们可以说是影响最大而流传最广的幼教课本，属于儿童必修教材。
明人吕坤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
可见，《百家姓》是一本儿童实用手册，一本日用工具书，这也许就是它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
《百家姓》姓氏排列之迷
因为全文基本由姓氏排列而成，所以《百家姓》的内容其实相当单调直白。这些没有意义的单字既不能形成丰富的含义，也不存在复杂的文理。然而，就在这没有任何文理的单字排列中，也传递着编者的思想观念，暗合着王朝更替之际风云变幻的历史。
也就是说百家姓的起首八姓，“赵”为宋朝国姓，因而排于首位；“钱”为作者故国吴越之国姓，因而次之；“孙”为当时的吴越国王钱俶（即忠懿王）正妃，所以位列其后；“李”则为南唐国姓；次句“周吴郑王”则都是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即武肃王）而下的后妃之姓。
武肃王钱镠，被后世传为美谈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即是这位吴越国主写给他夫人书信中的句子。吴越国从来奉中原政权为正统，而钱镠在临终前亦曾嘱托诸子，“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这“事大”可谓是吴越一以贯之的国策。
钱镠之孙钱俶，即忠懿王，是吴越国末代国君。宋灭南汉后，南唐后主李煜对宋称臣，自称“江南国主”。而此后钱俶同赵匡胤约定，协助宋军夹击“江南国主”。开宝八年（975年），南唐亡国，次年钱俶入宋觐见。
即便吴越国一直以来对宋俯首称臣，且对于宋朝皇帝，钱俶是毕恭毕敬，出钱出粮出兵力，可谓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然而，吴越国还是免不了要被宋吞并的命运。
赵匡胤在位之时，或许吴越国还能偏安一隅，钱俶还能做自己的安乐国君，然而赵光义已无法再忍受吴越国的独立存在。
虽然暂时没有武力争夺，但是心理的步步紧逼却是叫人惶恐的。
钱俶在宋的不断施压之下甚感忧惧，知道已经不能负隅顽抗，不如主动退让，于是他下令撤去境内所有御敌之制，“文轨大同，封疆无患”。
当代有学者推测，《百家姓》作者很有可能是钱俶之弟，钱俨。
钱俨其人文思敏捷，好学而博闻，《吴越备史》即为其所著。假如《百家姓》作者真是他，那么在这王朝更替惶遽不已之际，其辑录百家姓，以“赵”为首，“钱”在其后，便相当好理解了。这既是奉赵宋为正朔，体现出恭顺与臣服，又是在暗暗提醒北宋无忘君臣之恩义，力求“保俶”，希望宋朝廷能够善待吴越王钱俶与其旧臣。
很有可能，钱俨为了自保而抹去了作者的身份，托名“钱塘老儒”。而这，使得《百家姓》的成书过程与背后的政治意图被尽数掩埋于历史岁月之中。不过说到底，上述这一切都是推测。
一直被改写，从未被超越
在儿童教育的历史上，《百家姓》堪称经典。
少有文明像中华文明一样产生出单凭姓氏的排列也能生成朗朗上口的韵文，被广泛传播，直到现代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童蒙读本。
更神奇的是，即使在中国，历朝历代费尽心思重修类似的姓氏读本，也都从未能在影响力和传唱度上超越成书于北宋初年的这一版本。
因为成书于宋，自然以“赵”开头，后世的皇帝们怎么会买它的账呢？那当然是要重编的，国家改朝换代，百家姓也要改头换面。
明代的叫《皇朝千家姓》，自然是要以“朱”开头；清代的《御制百家姓》，倒是并没有以皇室的“爱新觉罗”开头。为了体现对中华文化的推崇，便找来孔子、孟子，以“孔”“孟”开头，又继之以孔门弟子的姓。
不过这些新编的百家姓，即便被当朝统治者大力推广，依然没能超过宋初本的影响力。当代编制的百家姓则完全是在人口统计的基础上按照姓氏人数来排序，别无它意。
后世新编的这些百家姓或者千家姓，明明在姓氏辑录上更为完整，在音韵上也同样顺口，但就是没法做到家喻户晓。究其原因，固然因为宋初本已经被传唱了很久，先入为主，但也因为它自身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性。
在最初，《百家姓》应该是有歌谣的，它通篇和谐的音韵抓住了儿童识字的特点，变枯燥的单字为优美旋律，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因为它通俗易懂，要求极低，没有那么多附带的知识在其中。
这样看来，也许《百家姓》内容的无意义倒正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从“百姓”到“万民”
在今天，我们用“百姓”指代平民大众。但在古时，“百姓”的含义有所不同。根据《辞海》，“百姓”含义有二，一为古代对贵族的通称，二为战国后对平民的通称。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 ：“ (鲁隐 ) 公问族於众仲, 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 。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这里严格区分了“姓”与“氏”——姓“因生”而得，由女姓始祖产生，区别血缘。氏则可以由所受之土、祖父之字、世袭之官、所居之旧邑等不同途径获得，彰显出社会地位。
《诗经·小雅》则有：“群黎百姓。”郑玄注：“百姓，百官族姓也。”而《国语 楚语下》又有：“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员，是为百姓”。此处的“姓”实际指的是世袭而来的“氏”。
这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在春秋时期已经逐渐出现“姓”“氏”混用的现象。其二，当时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王孙贵族才可能拥有姓氏，“百姓”的古义实际上是“百官族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而与此相对的，才是既无家室亦无姓氏的奴隶。
自春秋晚期以后，随着世袭贵族的衰落，土地私有的出现，阶级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模糊。“庶民”同“百姓”的差异越来越小，这才最终成为了同义词。
奴隶社会的等级色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官方与平民的区分，是广大平民之“百姓”同皇家之“独姓”的区分。
比如唐代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杜牧的《过骊山作》：“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傍穷百姓。”元代方回《有感诗》：“不如穷百姓，何谓求诸侯。”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百姓”含义大致无二。
在《百家姓》成书并广泛传播的宋代，正是商品经济与市井社会空前繁荣的时代，“百姓”不仅仅是平民，更是“市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因此，熟记这些常见姓氏是十分必要的，除了为阅读识字打下基础外，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商业活动还是社会交往，都要与各家各姓的人打交道。这样看来，《百家姓》经久不衰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