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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呈现的孤独

2020-10-12 10:21:31 来源:海东时报社
􀴁严英秀

对于这部小说是先有了题目的。悲伤的西班牙。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当我初遇这六个字,便被一种奇妙的语感,以及语感后面一种无可名状的意味,深深打动。

《悲伤的西班牙》是一支吉他曲,后来我把它做了小说题目。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小说。但显而易见,我是一名标准的文艺青年。当时的大学校园,吉他是文艺青年的标配。我也曾弹拨过几首简单的曲子,但回想起来那简直像是一种姿势,更多的时候是在听。齐秦,民谣,乡村,还有摇滚……青春是多么寂寞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成长中隐藏着残酷的疼痛,躁动与迷茫,绝望与反抗,都找不到恰当的出口,年轻的心日夜战斗在无物之阵中。我不知道唱出一首情感浓烈的歌曲和提笔写下一首自认为寓意深长的诗歌,到底哪一个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是的,音乐之于我,从来都是和文学一样重要的事。

那时花开,我用音乐的蝉翼包拢着我的火焰。

某一时刻,突然就听到了《悲伤的西班牙》。这是与我以往喜欢的曲目并不合拍的吉他曲。它是古典的,柔婉的,从周围所有的声响中脱颖而出,绕梁不绝。它像一场温柔的雨夜,不期而降,婆娑不止。每一个音符,每一节旋律,明明是一见倾心的邂逅,却满是久别重逢的感怀。从此,生活中循环往复着这支简单的乐曲,20多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

流年如风,千帆扑面而过,中年就这样降临了。几乎是毫无察觉,失去,连绵不断的失去逐渐成为生命的常态。曾经的日子中很重要的一些拥有,似乎不再重要了,譬如一支曲子,一段心事,一份爱情。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曾经视而不见的许多,腰腿、颈肩、肠胃、“三高”等等。似乎越往前走,越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原来是属于身体的,属于一副躯壳皮囊。多么痛的领悟。

然而,这并不是真相。真相是,衰老、疾病、疼痛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走向一条下坡路,却无法掌控自己趔趄的脚步。当荒凉和枯败像箭镞一般迎面呼啸而来,你甚至无力做丝毫的躲闪,这才是最要命的。伴随着这种心绪,是妥协、放弃、认命。继而,一些支撑,一些信念,哗啦啦如大厦将倾。

我看到、听到太多的中年故事,当然更多的是女人故事:一个很漂亮风韵的女子,俗话说“事业家庭双丰收”的那种,突然被查出癌,突然就撒手人寰走了。大家怜息她的华年早逝,更同情被扔在半路上的她的老公。但一年不到,她的老公竟有了新的女人。虽然没有人认为孑然一身是他对亡妻的唯一怀念的方式,虽然没有人要求他应该自绝于幸福,但当他以泛着中年油光的笑容出现在人们视线时,许多人的心莫名地冷了;另一个女人,温婉知性,老公出轨办公室同事,私情暴露后还藕断丝连,但她选择了不离不弃,连旁人都替她不值,她说:我哥嫂嫌弃我妈,我老公不嫌弃。从他亲手把我妈搀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这个人,无论怎么恨他,也要爱他。还有一个女人,却恰恰相反,在临近知天命之年自身并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就离了婚,并不是男人出了什么状况,而是她自己丧失了和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心力。她说你们知道连吵架的热情都没有是什么感觉吗?还有一个女人,一年四季一顿不落地在家做饭,即使她生病时也从没吃过老公做的一碗粥。要好的女同事骂她太忍让,你在外面也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妇女,凭什么在家就成了老妈子?她答:当年,我马上要和他结婚的时候,却有了外心,差点分手。我一直觉得对他有愧疚。原来是这样。可是,一辈子这么长,同床共枕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愧疚了一辈子,那愧疚还是愧疚吗?

太多这样的故事。它们不绝如缕地走进我的生活,渗透我的忧思,却无法抵达我的笔下。我离这些人太过切近以至于面容模糊,我知道每一个个体新鲜的切肤之痛,早已沦为千篇一律的文学书写,我又如何让这些庸常琐碎的烟火故事,在我的笔下找到独辟蹊径的切入口,实现有力的表达?我常常彷徨在小说的伞下,听那些拂之不去的生命密语在耳边呢喃。一些人来,一些人去,那些永不能盛放的心灵褶皱,我依旧无法一一抚平。是的,提炼和结晶从来都不会像伞外飘洒的雨花纷至沓来,甚至,就连诉说也是艰难的。

有一天,看那部电影《依然爱丽丝》。最初只是因为那是奥斯卡影后朱利安·摩尔主演的影片。但只几分钟的时间,电影便让我忘记了朱利安·摩尔,一个叫爱丽丝的女人以她绝无仅有的眼神攫住了我的心。正藉盛年的大学语言学教授被诊断患有遗传性的阿尔茨海默症,她一点点面对着记忆的流失,面对着自我的遗忘。她一点点地失去着,失去所有。但最可怕的甚至不是失去,而是“失去”的能力,因为她已不复记得自己的“曾经拥有”。

阿尔茨海默症,我当然是知道的。我院里的同事,我外地的同学,都有亲人得过这个病。我也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苦难是电影的恒常主题,尤其“疾病”素来是被信手拈来的元素,那些被置于极端情境的生命提供了现成的道德困境、伦理冲突、悲惨情势与超越时刻,所以,《依然爱丽丝》并不是一部多么独特的了不起的电影。但它如此地震撼了我。一种恰逢其时的启示,我遇见了,便再也不能忘记——那就是爱丽丝的眼神。从满眶的自信和幸福走向惶恐不安、痛苦、挣扎,走向崩溃、犹豫、木然,最后走向彻底的空洞,赤条条漂浮在大海上。

一个不断失去的眼神。一个再也无力“失去”的人生。

我的中篇小说《悲伤的西班牙》就这样写出来了。是“失去”触发了我。好像我的“失去”在岁月中伺机而动,只等和爱丽丝的“失去”相遇、碰撞,便一触即发,破茧成蝶。当然,这是一个和电影《依然爱丽丝》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之所以让故事中的阿潘教授也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而不是别的什么病,仅仅是想致敬电影,致敬那个让人全身颤栗的眼神。事实上,得什么病并无区别,重要的是我想表现生活中,曾经那么才貌双全心高气傲的人,如何在衰老与疾病面前渐渐低到了尘埃里。我想写出中年女性在生活中感到无处不在的孤独。正如小说发表时杂志的“主编推荐”所评价的:“作者以温婉细腻的笔触,成功刻画了三个孤独的女人。黛诺无疑是孤独的,否则不会因为遇见相知的男人而愈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寒’。何琦的欲盖弥彰,其实是一种更为深切的孤独。至于阿潘,若不是孤独到绝望,又怎会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作者对于婚姻、爱情乃至人生或人性,都有着极为清醒而透彻的认识,这种清醒与透彻,已经接近于残酷了。当然,优秀的小说家大多是残酷的,他们热衷于赤裸裸地呈现事物真相,却从来不管读者是否愿意承受。”

就是这样。似乎是一个灰黯的故事。但我依旧不甘心。所以,我让我笔下的女性坚持发问:如果人生是不快乐的,那么,它至少也应该是值得的吧?为什么要在漫长的无意义中走到底?

和我许多的小说一样,在《悲伤的西班牙》中,我写了三个女人之间真诚、坚固的友情。这样的人物关系设置,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有几个亲爱的闺蜜,她们曾经见证了我的青春,如今将要和我一起走向白发暮年的风景。她们参与着我终其一生的成长。友情之于我,从来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它和亲情一样浓重,比爱情更为坚韧,它是千疮百孔的生活中一地碎金般明灭可见的坚信。我喜欢让笔下的女主人公,总有一个惺惺相惜的朋友,一如我喜欢生活中有闺蜜的陪伴。只要她们在,老妇便立做少年狂,快乐喷泉般挥洒。我让她们走进我的小说,她们便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女人,活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但我知道,那些摇曳生姿、活色生香的女人,那些在恶劣天气里不辍劳作,在黑夜里独自饮泣的女人,就是她们。有一首甜美的情歌,我一直是唱给她们听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写这篇创作谈时,我游历在美丽的南方。时值初冬,但所到之处目力所及尽是绿色。我并不贪恋这样的绿,因为它貌似郁郁葱葱,但细看却少了春绿那种盎然蓬勃的生发力,少了夏绿那种流光溢彩的恣肆劲。这不合时宜的岁末之绿,它努力,牵强,想要以不褪色的繁荣遮盖潜滋暗长的颓黄和败落,但它无力漫涨向上的葳蕤之枝,它到底是疲顿了,黯淡了。仿佛,连太阳都被这样的殚精竭虑牵累了,每天都是雨天。

我在一望无际的愁绿中怀念我万木凋敝的北方。我依然愿意相信,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我的《悲伤的西班牙》逶迤不已,像流淌的清泉溅醒径自回忆的鹅卵石,像烟花在夜空兀然绽放又迅即消逝了的璀璨。想起二十年前在音乐里不眠的自己,我不禁含泪微笑,何至于说悲伤?顶多是寂寥罢了,像夜雨一滴一滴敲打在玻璃窗上。顶多是空旷罢了,像一个季节已经远远地走了,一些怀念却还固执地守在旧颜色里,不肯温柔地死于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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