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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诗歌传播

2021-06-21 11:05:41 来源:海东日报 点击:
□燎原

在谈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这个话题时,我首先想到诗人昌耀在《旷原之野——西疆描述》中的诗句:

我记得夫人嫘祖熠熠生辉的织物

原是经我郡坊驿馆高高乘坐双峰骆驼,由番客

鼓箜篌、奏筚篥、抱琵琶,向西一路远行。

这首中长型的诗作,是昌耀1983年在新疆参加一个笔会后所写,这里引述的虽然只有短短三行,却立时把我们带入古丝绸之路上那一豪华繁盛的历史时空。中华内陆华丽的丝绸织物,就是这样搭载在迤逦的驼队之上,被胡人带入中亚以至欧洲;而原本属于胡人的箜篌、筚篥、琵琶等乐器,随后则被改造成了经典性的华夏民族器乐。这一描述,再次强化出这样一个事实:始于物资商品的贸易交流,带来的则是文化艺术的深度交流,是优秀文化成果的相互借鉴与滋养。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交流大都发生在国势昌盛的时期,比如开启并繁荣了丝绸之路的汉唐时代。这说明,一个时代越是在它走向强盛之时,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对外交流要求越是主动;它在这一交流中的资源吞吐和文化整合能力越是强大。而“一带一路”的倡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由国家层面启动的主动对外交流,包括文化交流。

而但凡交流,都必然是双向传输,都讲求一定程度的对等性。在这一基础上再来谈论“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则让我想起2018年的一趟希腊之旅,那是由圣托里尼岛返回雅典之时,当邮轮航行在黑夜中的爱琴海上,我的眼前曾环形银幕般地闪现出荷马、萨福、索福克勒斯、阿里斯多芬,以及卡瓦菲斯、塞弗里斯、埃利蒂斯等一个个诗人形象。而此刻我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今的希腊人,又能知道几位中国诗人?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把它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再问一次。

当然,我们现今是否出现了诸如埃利蒂斯那样的诗人,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们是否出现了值得向世界推举、译介的诗人,则基本上没有疑问。事实上,从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诗人作品被译介,已经不再是新闻。但在我的感觉中,比之对国外诗人输入性译介的繁荣,对中国诗人输出性的译介远远谈不上对等。且这种译介之于某位诗人,大都是零敲碎打性的,并不能呈现其系统性的实质;而在被译介诗人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性。

中国诗人作品的对外译介,无非两个渠道,其一是中国译者;其二是外国译者。而从原理上讲,一位诗人是否值得被译介,则取决于他的重要性,取决于其精神艺术的总体含量和独特文化价值;他能否真正代表中国诗人所抵达的高度而获得国际性的敬重;对于那些正在进行时态的诗人,还包括他可以预期的成长性。因此,对于诗人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就成了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要求外国译者,对所有的中国重要诗人都能了如指掌,但中国的翻译界,则比较容易接近这一目标。

由此再进一步来谈,这或许应该是一项“译介丛书”式的文化工程,它的规模并不见得要多大,但在被译介诗人的选择上则需要足够的严谨和内行。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蓝星诗库”,似可作为一个参照模式:其内行的选择标准,尺度严格的诗人数量控制,对积累出自己重要性诗人的不断续接等,都呈现出着眼于长远规划的品牌意识。而由此遴选出的每位诗人的一部代表性诗集,才能体现一位中国代表性诗人的系统性和实质;进而由这个丛书系列,形成足以向国际诗坛展示的中国代表性诗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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