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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叙事抚慰生活的感伤

2022-10-10 11:35:49 来源:海东日报 点击:
□李生滨 魏海燕

情浓深处是吾乡,故乡是文学创作永远绕不开、说不尽的母题。鲁迅无法寄托立人思想的“鲁镇”,沈从文追求健全人性的“湘西”,莫言笔下色彩斑斓的“高密东北乡”,皆是文学大师涵养审美情怀的精神之乡。古代诗人用他们的行吟层层刷新了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山水,当代作家的个性绘写了各自的故乡镜像和情感地图。多年来,青海女作家雪归以“世俗生活”作为审美对象的小说叙事,颇有现实观照的内在张力。河湟谷地是雪归情感依托的精神原乡,青藏高原是她的小说故事展开的现实空间。雪归曾在《那些浪花,亦曾澎湃》中说:“河湟,这里是我的胎血之地,多少次亲近,又多少次远离。我的身上,始终有她留给我的印迹。一些牵念,虽然曾被距离断然切割,但并不因距离就此淡化,反而因为一些物事,变得更加醇厚和热烈。”对河湟故土伦理的深切体验,牵动她心里的每一次波动,借文字记录父老乡亲的凡俗人生。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这世界》,是雪归的第四部小说集,入选《河湟文丛》,其中收录了《时间给的药》《我叫吴仁耀》《赵有田的一亩三分地》《意难平》等十篇小说。

雪归日常化的叙事笔调非常平实,将了然于胸的具有河湟风情的真实生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小说《我叫吴仁耀》中:“那只掉毛的老黄狗此时不再嚣张,乖乖地躲在狗窝里,把嘴巴搭在自己的前爪上,一阵阵惊雷后,偶尔对着上方叫一两声。只有老母鸡对一切充耳不闻,它的眼里刨食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偶尔随着惊雷与狗叫拍打着翅膀小跑几步,然后又继续刨食的大事。”乡土的诗意与真实,生活的欢欣和感伤,构成雪归小说叙事的两翼。《时间给的药》中对拉姆下窖拾洋芋的描写,对窖里的黑暗,对拉姆在窖里的恐惧以及挑选洋芋等场景朴素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的真切体验。作家以乡村日常生活为切入点,贴近每一个人物的心理,对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乡村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其中不乏对故乡的情有独钟,更有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惶惑与无奈。在貌似田园诗意却深蕴忧虑惶恐的矛盾中,雪归肩负起作为作家的时代责任,去透视曾经封闭、落后的农村环境下形成的农民的心理,以此表达自己对家园的希冀与守望。

小说《我叫吴仁耀》中,当木子宁以一个“传道者”又或是“启蒙者”的身份闯进高原乡村时,自然遭受到来自村民们的敌视。因为这个偶然的来客不仅打破了吴仁耀们生活的宁静,更是给他们的内心可怜的自尊带来了难以言说的伤害。一个现代城市的来客,穿着光鲜亮丽,吃着烤肠、罐头、鸭脖、鸡爪,一个扎根土地,勤勤恳恳吃着咸菜萝卜、饼子馒头,吴仁耀们内心的沮丧难以明说,只觉得“今天的白饼竟如此难以下咽”。这一刻不仅吴仁耀们的内心是沮丧难过的,作者的内心更是疼痛的。她以细致的描写剖析了作为农民的吴仁耀们自卑、自负、自怜的复杂心理。作者通过对农民日常言行的透视描写,不仅体会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更是在乡土诗意与乡土悲悼的反思中理性地揭示了当下部分农民精神与情感的双重困境。

故乡至今依然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情感皈依之地。小说《赵有田的一亩三分地》中,赵有田同作者一样是一位长于农村、落脚于城市的知识分子,临近退休之际,他想通过种地这一行动找寻自己的情感家园。从根本上来说,赵有田的行为没有错,他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在时代潮流中的安村已不是当初的安村。中国人几千年来依存土地建立起来的家园意识和落叶归根的游子意识,使他们对故乡有如母亲般的大地情怀,与土地之间存在情感文化和多重交融的精神寄托。这篇小说中的菊香是乡下人进城的典型代表,她以为脱离了土地进了城,就是城里人了,其实不然。在脱离土地的那一刻,他们便失去了根基宛如浮萍,随之而来的日益躁动便是市俗化生活催生的欲望膨胀。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返乡之旅的书写,也是作者深挚乡愁的一曲挽歌。

雪归小说的叙事始终聚焦时代开放的当下语境,秉持人道主义的同情,揭示困境当中的人们的窘迫处境。《意难平》《吊吊灰》《就这么简单》,就是对一些夹缝中生存的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作家的经验在这样的描写中被唤醒。雪归深知打工的艰辛,在作品《暗蚀》的后记中她曾悲伤地自省:“十几年打工生涯和严酷现实面前的碰壁之痛,在我的性格内注入了太多自卑怯懦的因子。在挣扎着生存的时候,面对现实的强大与个人的微弱,我只能凭借时间的流逝来消解被打压的疼痛。”雪归关注诸多小人物背后的故事,书写他们的苦难,同时探究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为被遮蔽的人群留下了浮世绘的画像,触摸他们在大时代中悸动和卑微的心灵,传达他们庸常的生存背后对温情、光明和希望的追求。

雪归的小说不仅仅是向下的探寻,更有高远的精神张扬。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避不开的永久话题,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更与人类的共同命运息息相关。小说《我们在一起》是作者从文学的生态纬度出发,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作品以一只藏羚羊为故事的叙述者,讲述了它在青藏高原生活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美好愿望。《就这么简单》以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为主人公,讲述了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珍稀动物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我叫吴仁耀》中,村民为改善生活上山挖虫草,草山植被保护与现代经济发展需求是冲突的。作家将乡村与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的追求与社会的转型联结起来,在不动声色中呈现了时代大变动中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

对于具有城乡两种生存体验的雪归来说,这样辗转的经验使她对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压力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当她将写作目光投向女性时,便发现了女性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尤为可贵的是,在她笔下出现的一些女性人物身上,多了隐忍、坚强和乐观。小说《时间给的药》《小东西》《青蘋之末》《吹弹便破》中作者细腻地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展现世间温暖和美好。

《小东西》讲述了生活在城市的现代女性陈瑛梅的婚姻与生存的窘困境地,《青蘋之末》中张礼宁同样面临着婚姻问题。这两篇小说以两个城市女性的婚姻问题为着眼点展开叙述,呈现出她们在前进的道路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雪归以女性的视角展示了女性在婚姻中所受到的伤害,但同时又赋予她们面对生活困境时的韧性,让她们在生活中不知疲倦地奔跑,就像《小东西》中奔跑的女人义无反顾地向前。

雪归的这部小说集中不仅有城市女性的情感纠葛,还有生活在农村的女性的顽强与善良。《时间给的药》塑造了一位温柔而质朴的女子——拉姆。通过第三者唐冉的视角塑造了这个生活在半农半牧村寨的藏族女子,展示了她纯真美好的品质。唐冉是拉姆的顾客,他本是出于同情才以买洋芋为借口给了拉姆五十块钱,约定第二天进行交易。第二天,善良诚实的拉姆顶风冒雪地坚守自己的小摊等唐冉的出现,她恪守约定的代价就是她受伤后容貌被毁。小说在结构上独具匠心,按照以往的故事发展,拉姆会在最后一刻等来唐冉,但作者打破了以往的故事模式,而后又安排了拉姆丈夫的出场,通过“照片”这一意象结构故事,给了小说一个急转弯,使结尾在不完美中有了完满。小说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以唐冉的妻子于嘉怡的飞扬跋扈与善良温柔的拉姆形成鲜明的对比,呈现出了拉姆生命的亮色。小说《吹弹便破》中那个因为丈夫掉进化粪池死亡,走投无路选择跳河自杀的女人最终自己上了岸。雪归通过这样的描写将一群女性生活艰辛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眼前,写出了她们性别的两难和生存的困境,以生的顽强和爱的直面,让平凡的女性在生活深陷灰暗的窘困中彰显力量。不论是张礼宁作为一个离婚的中年女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残疾的孩子,还是拉姆为了五十块钱坚守在风雪天等待那个陌生人。这些女性自己的生活已然这般不尽如人意,但时光并没有淹没她们灵魂深处的良善。她们用自己的生命原色为高原增添了不一样的亮色,用自己的坚韧和乐观诠释着过往和当下。

简而言之,雪归的小说大多烛照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平凡人物和故乡生活,审视时代力量作用下个体生存者的现代性忧伤,特别是生活的各种困境,其中蕴藉作家个人的悲悯与同情。我们更能感受到的是作家写作的笔尖所带的浓烈乡愁,它不是单纯的思乡或是怀旧,而是一种在时代巨变中无法回避现代性冲击的反省与自悼,甚或是无法直面的尴尬。借用笔者对后乡土时代作家情志考量,雪归也是“坚守自己的内心,敬畏人生存的现实境遇,贴近自己悲悯的人去寻找文学的力量。”“这世界”总括一种情绪,不言而喻的喟叹里是对当下西部之上的青藏高原遭遇现代化冲击的真实观照,亦显现了作者直面生活温热的悲情感伤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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