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蕤1936年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曾参加“北方左联”“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南阳《前锋报》、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

1952年初，中国文联派出以巴金为组长的17人“赴朝创作组”，李蕤为成员之一。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他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后结集为《在朝鲜前线》一书出版。他当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和战地日记在近70年后被发现和整理出来。

诚如编者宋致新所言：“信本来是写给亲人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唯其如此，这些‘原生态’的文字才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书中出现的100多个人物与许许多多大小事件，均有案可稽，与既有的历史资料相契合。在7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文字像一组组从时光隧道深处推近的镜头，画面鲜活丰富，人物多姿多彩，是一份生动宝贵的历史记录。

对于抗美援朝，今天的读者耳熟能详的可能是一些重要战役和英雄人物，而在李蕤家书日记中，则出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战地生活画面。如战士们在换防休整中扫盲识字，学习文化，“早上一睁眼，四周便是‘玻坡摸佛’的拼音声”，体现了战士们对胜利后投身祖国建设的信心和渴望。如在炮火封锁中架电线的电话员，主动给前线战士抬弹药的担架员，每天上下山40里送饭的炊事员，面对这些志愿军战士，“你为他的艰苦或功绩惊奇得睁大眼睛的时候，他却平平常常”。再如，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战地演出时气氛热烈的“难忘今宵”，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国后受到的“众星捧月”般欢迎……作家在不断行走中记述生活，其家信和日记因而充满现场感。

充分尊重生活，实事求是，选取典型题材，是记者出身的李蕤的写作风格。从他的家信日记这种最天然的写作形式上，能明显感到这一点。作者认为生活已经把一切都摆在了那里，作家要做的就是把目光投注在最具普遍意义的事物上，然后做出化繁为简的取舍和概括。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也不自觉地走进作者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在作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当国家有难，尤其当民族抵御外患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知识和觉悟，报效祖国；在战斗英雄和劳动人民面前，他们时时感到自己的渺小，时时要求自己勉力上进；他们执着地热爱生活，并把这种热爱自然而亲切地投射给他人。日记记载了巴金、魏巍和李蕤三人同行，冒着大雨穿过弹痕遍布的坑道，到最前线的159高地深入生活，在坑洞中与战士座谈。没有桌子，他们就趴在行李上写作；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有时一个晚上要吹灭几次蜡烛，与敌人“捉迷藏”；面对“灿若群星”的英雄人物，他们总是恨自己的笔“太笨拙”，不能写出英雄品质的万一。在当时，一大批中国文艺家奔赴朝鲜前线，开展文艺创作，他们都值得尊重和敬仰。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孩子”这个词，在作者的家书和日记中，出现频率极高。这种对年轻的志愿军战士自然的情感流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为了保家卫国无怨无悔献出宝贵生命的年轻战士们，是多么纯洁高尚，多么英勇无畏！

岁月如河，江山多娇。那历史深处隐隐响着的战场炮声，那依然脉脉流淌着的家国情怀，人们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