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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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沉淀着美好。
在青海之东，奔腾不息的湟水贯穿西宁、海东，途经南凉古城时，与引胜河、瞿昙河交汇于岗子沟口，河水在养育了众多村庄的同时，也在长期的浸润中使脚下的这片土地充满了母性的慈悲。
沿瞿昙河溯源而上，山势陡峭，峡谷幽深，道路蜿蜒，两岸山坡上农家村舍栉次相连，行至20多公里处，一组古色古香的明代建筑群，突然显现在黄土夯筑的古城堡内。南山积雪终年不化，山下古柏四季常青，牧场田园风光秀丽，一座规模宏大而又气势雄伟的明代皇家寺院——瞿昙寺，巍然屹立，阅尽尘世600多年的沧桑。
时间的长河大浪淘沙，存留在岁月深处的便是这块大地上盛开的绚烂花朵，瞿昙寺宛如佛陀手中的莲花，怒放在多少善男信女的心中。是的，多少人在虔诚地朝拜，但也有人在深刻地思考。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自己出生成长的这块土地，竟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当我一点一点地不断深入这块土地的更深处时，我的心灵仿佛经历了一次苏醒，因为恍然惊觉感受到这块土地深厚的恩情。
我多次到过瞿昙寺，一次次把探究的目光深入其中，每次都不断地有新的发现和了解。瞿昙寺，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最终是文化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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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昙寺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但它的建筑风格却是汉式的，这在藏传佛教地区是极少见到的。瞿昙寺的前院宽敞舒适，苍松翠柏间矗立着造型别具一格的左右碑亭，据建筑学家考证，跟北京故宫城墙角楼的建筑风格非常相像。按照汉式的建筑风格，前院应建钟楼和鼓楼，但瞿昙寺为什么却打破了这一常规，而别具匠心修建了御碑亭呢？
瞿昙寺的创寺僧人三罗喇嘛，是西藏山南人，他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的传人。为什么一个西藏的僧人在青海东部的偏远之地建立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呢？瞿昙寺又是何时因何缘由从噶玛噶举派的寺院改宗为格鲁派的寺院呢？
明太祖朱元璋给寺院赐名，并御赐用纯金的金片对贴而成的瞿昙寺牌匾，至今仍高高悬挂在瞿昙殿前檐，是瞿昙寺现今最为珍贵，价值连城的镇寺之宝。瞿昙寺的中殿叫宝光殿，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御赐之名，也是永乐皇帝赐建的，宝光殿佛像下面的莲花宝座是用云南大理石雕刻而成，寺院还有四座从河南浚县运来的花斑石器物座，这些都是永乐皇帝的御赐之物。
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继续扩建瞿昙寺，完成了后钟鼓楼、厢廊、隆国殿等建筑，工程十分浩大。明王朝派御用太监孟继、尚毅等人监工，并在工程竣工后，在隆国殿内供立“皇帝万万岁”牌。次年，明王朝又下令从西宁卫百户通事旗军中调拨52名兵士到瞿昙寺巡护寺宇。
为什么明王朝对瞿昙寺如此尊崇呢？在接连不断的疑问中，我们感受到了瞿昙寺的不同寻常。
瞿昙寺的修建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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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昙寺内现存的“永乐敕谕碑”，其文字内容说明了创建瞿昙寺的缘起：“剌麻三罗，蒇扬佛法，忠顺朝廷，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特赐其所居寺额曰瞿昙”。这与《明史稿》（列传第二百三·西域二）的记载相一致：“初，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伯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因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明史稿》还进一步指出：“罕东卫在赤斤蒙古南，嘉峪关西南，汉敦煌郡地也。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凉国公蓝玉追逃寇祁者孙至罕东地，其部众多窜徙，西宁番僧三剌为书招之，遂相继来归。”这说明三罗喇嘛在当时的罕东各藏族部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罕东诸部民众当时不了解明王朝讨伐征战的内幕，纷纷逃避。三罗喇嘛写信让那些部族安定下来，并归顺明朝，这使明王朝清楚地认识到宗教上层人物在信教群众中所起的社会作用。
瞿昙寺有五通明代御制的碑刻，其文字内容记叙了创建和扩建瞿昙寺的经过，并载明了瞿昙寺的管辖范围。特别是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的敕谕碑等于是永乐皇帝向西宁地区下了一道圣旨，它的大体内容是：“皇帝敕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佛教从西方传入我国，久兴不衰，它以四大皆空为宗，普度众生为心，旨在教化普天下之人以善为本，功德无处不在。为了以佛的教意教化众生强不凌弱、大不欺小，平息争斗之风，现有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在西宁地区盖起佛堂，朕特赐名宝光，你等要尊崇其教，要让本寺僧人自在修行，为大明王朝祈祷祝福，对本寺的寺产和僧侣不能随意侵占和欺凌，本寺僧人或走或住，顺其自然，不得随意阻拦，应当以兴隆佛教，广大佛法来保一方平安，谁胆敢不尊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玷污佛祖者必罚无赦，故谕。”
永乐皇帝的敕谕碑巩固了瞿昙寺在明王朝中的重要地位，也为瞿昙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它真实地存在着，对某一个环节的不断深入，会让我们看清一段历史的轨迹。瞿昙寺碑匾文字中的记事部分是很有价值的明代历史资料和青海地方志资料，是我们解开瞿昙寺种种谜团，考证瞿昙寺历史不可缺少的金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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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赐名瞿昙寺，封三罗喇嘛为西宁僧纲司都纲，“继将班丹藏卜、索南坚参等亲枝徒僧自幼赴藏学习经典。”这首先确立了三罗喇嘛在西宁卫的宗教领袖地位，也有意培养了其家族的宗教继承人。三罗喇嘛于1392年创建瞿昙寺，经过明王朝历代皇帝的尊崇与支持不断发展壮大。明王朝十六个皇帝中先后有七个皇帝为瞿昙寺赐建寺院，书写御碑牌，赠送大量的珍贵物品，还多次派太监到瞿昙寺视察，赐山场、园林、田地，领属十三寺，管辖七条沟，调拨五十二员旗军护寺。
如果说明太祖为瞿昙寺上层在青海的立足奠定了基础，那么明成祖使瞿昙寺上层在经济上享受种种特权，将瞿昙寺上层抬到了更高的地位，明成祖以后的明朝历代皇帝进一步使这种特权得以延伸和发展。从瞿昙寺的创建经过和明王朝对寺院上层喇嘛大加扶持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瞿昙寺上层依附明王朝的实质。
史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罗喇嘛带着弟子和许多贡品，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到当时的京城南京觐见朱元璋，请求朱元璋为他的寺院赐名，也请求大明王朝支持他的这个寺院。
可以想象，会见的过程，两人定是相谈甚欢。雄才伟略的朱元璋一方面要褒扬三罗喇嘛为安定青海作出的贡献，同时他也在中国西北地区找到了一个替明王朝以政教合一的形式统治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他清楚地知道，加强西部边地的统治，建一处寺院胜养十万雄兵，御笔一挥，敕赐瞿昙寺的金字牌匾就高高悬挂在了瞿昙殿前。而智慧的三罗喇嘛也深深地知道只有紧紧依附明王朝，得到大力扶持，才能实现他弘扬佛法的宗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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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甘青地区成为藏传佛教从西藏地区向蒙古地区传播的走廊，设于甘州（今张掖）的纳邻驿道是藏传佛教僧侣进入蒙古地区的捷径，因而甘州成为当时藏传佛教北传的据点之一。噶玛噶举派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曾在甘州传教弘法，建立寺院。
元朝覆灭，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后，明朝占据河湟、河西地区，并建立统治秩序。如何控制河湟地区乃至整个青海，关系到明朝西陲的安定与否。作为中原进入涉藏地区腹地的必经门户的河湟地区，对于明朝能否对整个甘青涉藏地区乃至西藏地区实行有效统治起到关键性作用。为了加强西北的军事防务，达到“抗元保塞”的目的以及加强对涉藏地区的管理，明朝分别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加强了对河湟地区的统治。明代，在全国设置16个都指挥使司，在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下设卫所。
河湟地区“北拒蒙古，南捍诸番”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卫下辖中、左、右、前、后5个千户所。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在碾伯置庄浪分卫，半年后改为碾伯卫，后废，移西宁卫右千户所于此，河湟地区被纳入明朝卫所体制的管理与统治之下。明王朝在河湟地区实行“土汉参治”，河湟地区降附明朝的元朝官吏和一部分部落头人，在地方上有着一定势力和影响，明王朝要稳定少数民族聚居的河湟地区，在许多方面都需倚重他们，于是，对这些故元官吏和部族首领封授官职，称为土官，土官由兵部任命，承担保护边塞、守卫地方及朝贡、纳税和奉调率部出征的义务。土官可以世袭，子弟世代相传，无子弟者，甥、婿可以继承。土官有自己的“赐”地与属民，在属民中享有一切权利。土民耕种土官的田地，或在其辖区内垦荒耕牧，听其派纳赋税，战时青年男子自备武器、口粮，随土官奉调出征。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到后期，有些土官辖地日广，辖民日众，有坐大成患之势，明王朝为了加强控制，在河湟地区实行“土汉参治”的政策，据《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载：“土官和汉官参治，令之世守”的政策，选派内地汉官前来与土官共同任职于卫所，一则利用其丰富的经验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二则也防止土官坐大成患。土官除了直接统治自己的属民与辖地外，作为地方官，也根据其职务的大小，协助汉官协调各土官之间的关系和管理不属土官之编户办理的地方事宜等。不论土、汉各官，均统辖于都司，听命于朝廷，土官在安抚各部、调解纠纷、平定叛乱、听从征调、抵御侵扰等方面发挥了汉官难以发挥的作用。
《清史稿》卷五百十六《土司六》载，河湟地区土官“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很多土官都因立有战功受到明廷的重用和奖赏。明代对于藏传佛教的政策基本承袭元制，采取了“因其俗尚，用僧俗化导为善”的策略，以求达到“安抚一方，共尊中国”的目的，承认并发展了其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但是改变了过去独尊萨迦派的政策，实行“多封众建”，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均予尊崇封号，对进贡番僧均予优厚赏赐，允许修建寺院，并赐封土地，专敕护持。先后封授了三个“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五个“王”（即阐化王、赞普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政王），十五个“灌顶国师”以及一批“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等，建立了一套僧官制度。这些僧官不仅管辖寺院僧众，而且也管理寺院附近的部落，其中规模最大者为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赐额的瞿昙寺，明王朝先后有七个皇帝为瞿昙寺颁布敕谕，并为该寺封授大国师、国师、都纲各一，颁金、银、铜印和佛像、袈裟诸物多件，还赐予该寺大量田地、园林、山场。
瞿昙寺领有13个属寺，管辖四周大范围的藏汉各族群众，瞿昙寺主紧紧依附于朝廷，集政教权力于一身，成为当地的实际统治者。而明王朝也通过这种优容宗教的策略，进一步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