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总是在鼓楼的风铃声中醒来。先是静寂，接着传来环卫工人唰唰的扫街声，然后是上学的师生，每一天似乎总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开启。小城虽小，却显老，这以威远鼓楼为证。鼓楼风铃仿佛荡过百年风云，在历史的尘埃中诉说着曾经的金戈铁马。祁连山、昆仑山、达坂山，山山雄伟，长江、黄河、湟水，江河汹涌。如果拨开历史的云雾，我们会发现，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只是它们都见证了太多的岁月风尘，人间沧桑。威远鼓楼在时代变迁中起起伏伏，几经修葺，但风铃声从未改变，因为这遥远的声音度过了岁月的长河。你听，风铃声声涤荡着宋时边塞风月，元时沙场硝烟，明时边关雄风。

威远镇在宋代以前称之为“诺斗木”，藏语意为森林地区，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水草丰茂、森林密布、野兽出没的地方。到了宋代，这里设为“牧马营”，是大宋王朝在西北设置的牧马场所，说明中原王朝对于这片土地已经拥有了统治权，并以汉语命名，统辖这里。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修城垣后定名“威远堡”，后设“游击营”，又称“威远营堡”。1930年，建县后改称威远镇，取威镇四方之意。诚然，在今天看来这威镇四方显得有些过大，因为威远以北以达坂为界，以南以湟水为界，从地理上就限定了威远镇不可能镇四方，只能独居一隅，静享四方佳音。

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明王朝在这里筹建了鼓楼。这是一座典型的汉式建筑，雕梁画栋，飞檐走壁，雍容大方又华丽典雅。鼓楼为典型的中原古建筑，采用三重檐歇山十字脊建筑，一层最早是十字形券洞，因在十字路中心，是一过街楼，楼下面是行人和马车的通道。一层面阔、进深各五间，二、三层面阔和进深均三间，层层内收，三层均带围廊，每层用七踩斗栱，重翘无昂，在这片土地上以无与伦比的高度，傲视一切。

如果说，对一座小镇的认识源于鼓楼，并以其为中心，而后随着浩渺广博、神秘深沉的历史时空，前后左右、高低远近去审视文明在这里的起落，我们会发现，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经历了血雨腥风。栉风沐雨几百年的鼓楼，也在历史的硝烟中几经焚毁、几经重建。我们庆幸，几百年后，我们还能在大西北的这片土地上一窥鼓楼全貌，还能听到涤荡着沧桑岁月的风铃声。站在楼下抚摸鼓楼墙基厚朴细密的年轮时，不难聆听到隐藏其间的悲欢离合、铁骨铮铮。那自西北吹来的风，仿佛飘散着历史的缕缕青烟，诉说着曾经的风餐露宿、纸短情长。但我们也明白，因为有了鼓楼，才有了以鼓楼为中心的人间烟火。哪怕是一时的和平，带给人们的也是宁静与祥和。生活就是这样，在艰难与曲折中破浪前行，不同的信仰、不一样文明相互碰撞，在活跃文化的同时，也促成这个地区多民族聚居、多民族和睦共生的地域文化特征。

在河湟北岸，从马背的动荡回归到田园的宁静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周考王五年（公元前436年）羌人无弋爰剑由秦国逃到河湟后，把从秦地学到的农牧业生产技术带到这里，以游牧为主的羌族人民扶起了犁铧，垦荒种田，田野里长出了足以果腹的粮食，传统的游牧生活发生了变化，逐水草而生的日子向着择良田而耕的生活转变。有了田，就有了粮，生活就有了保障，农业生产逐渐发展了起来。至西汉赵充国在河湟地区屯田，引湟灌溉，兴修水利，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人们手中有了余粮，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发展，人们生活的重心逐渐向中心地带集聚，集镇出现，城市文明自然兴起。如何保护一方安宁，就需要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于是秦、汉、西羌、匈奴、月氏、鲜卑、吐蕃、西秦、党项、南凉、吐谷浑、隋、唐、金、夏、宋、元等各种政权轮番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台，都想成就千秋大业，但再强盛的政权都在以生产力解放为前提的历史洪流中灰飞烟灭。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包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深度契合，至宋时汉文化已占主导，汉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已成为主流。至明清时，历代朝政通过移民、发配、充军、戍边等方式，把中原汉族输送到大西北。

在这里，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交往起初是在浅层互动，进而有组织、有联系地进入社会系统，扩展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联系，这既表达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需求，又体现了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民族间的交往与渗透，有时是和平的，有时却历尽磨难，有时甚至是民族大迁徙与民族消亡的不幸。

东汉末年，原属辽东慕容一部的吐谷浑西迁河湟，灭西秦建立了吐谷浑国。吐谷浑王国的建立预示着这个辽东游牧民族以国家政体的形式在高原扎下了根，他们过起了相对平静的家园生活。但是，几百年后他们的国家还是在中原王朝和吐蕃政权的夹击下，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走向了没落，但他们的部族在湟水两岸寻找到了给他们提供水草、提供土地的河湟谷地，这里不仅有湿润的气候，还有山川河流的天然屏障，他们跳下了马背，收起了刀枪，铸剑为犁，过上了放牧和耕种的田园生活，他们和这里戍边守土的蒙古将士、大明将士以及吐蕃后裔通婚联姻，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家园。他们在经济生活、文化风俗以及民族心理诸多方面受到河湟其他民族与文化的影响，吸收、融合河湟其他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新的、更具本土性的民族共同体——土族。自此，河湟两岸唱起了一个民族新生的赞歌。鼓楼，就这样瞭望着这片土地，历史在不断演绎，一幕幕一段段，既有欢歌又有悲歌，但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向前又向前。

当我沉浸于一幕幕或雄奇或悲壮或欢欣的镜头之中，仿佛穿梭时空，亲涉其间，仿佛踏着战马铁蹄，奔涉原野，流徙失所，彷徨苦辛……而鼓楼，却是一面历史的铮铮铜镜，它照向蛮荒，叠闪华彩；它清质昭明，洁如澄澈。

明朝是历史上最注重保卫边疆的朝代，先是屯兵戍边，接着是修筑长城，建营堡，把大明的江山用层层关隘保护了起来，对边陲少数民族多采取安抚政策，加之以长城守卫基本上保得了几百年的安宁。鼓楼既有防护作用，又有震慑作用。如果说，沿着达坂山脉修筑的长城是边境安全保障的话，鼓楼无疑是他们的中心。威远地区环西宁卫有松多马营堡、五十北庄古城堡、哈拉直沟师家堡、丹麻新添堡、沙塘川堡、双树大通苑堡、威远堡、五峰陈家台堡、下马圈堡等多个城堡，还有松多马营拉卡村烽火台、东和山城村烽火台、黑庄村烽火台、林川马家庄烽火台等多个烽火台，城堡和烽火互相呼应，构筑起了保家卫国的军事堡垒。但是，墙会倒，城会塌，烟会灭，最好的长城无疑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硝烟散尽，烽火不再，长城损毁，唯有鼓楼依然耸立着，因为鼓楼就是民心所向，每一个民众都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鼓楼无言，但鼓楼在诉说历史，表达民众最朴素的愿望。

明王朝要巩固边疆统治，不仅需要军队和长城，还需要收拢人心，宗教就成了不二选择。着眼于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以不同的宗教理论维系起这里民众的信仰。以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道教在西迁的汉族群众中传承，藏传佛教在藏族、土族等民族中传播，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随同由西亚迁入的穆斯林民众在河湟地区树立起了信仰，于是道家的道观庙宇、佛家的寺院、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都以各自的信仰、不同的建筑风格、独有的表现形式在河湟大地上修建起来，组成了多民族、多信仰、多文化、不同风格共存的灿烂文化体系，架构起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谱系。多种宗教共生共荣，体现着文化的包容与内敛，以鼓楼为中心，文昌庙、雷公庙、无量天尊庙、火神庙，白马寺、花园寺、郭隆寺、却藏寺、甘禅寺、馒头寺等众多的庙宇、寺院得以保存，成为今天不可或缺的文化遗存和人文景观，亦是回望历史的重要纽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30年，青海省政府设置成立互助县，县境东至花园寺与乐都分界，西至景阳川与西宁分界，南至湟水与西宁分界，北至大通河与门源分界，呈三川两河之势，沙塘川、丹麻川、红崖子沟川，北以大通河为界，南以湟水河为界，县署设于清威远营都司署旧址既威远镇。

终于，在历史的浩瀚中，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以鼓楼为中心的区县政权，也揭开了鼓楼新世纪的新开端。1949年9月11日，互助解放；9月12日，中共互助县委员会、互助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54年，互助土族自治县正式成立，从此，互助人民得以新生。70年过去，互助各地旧貌换新颜，生机勃发，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以鼓楼为坐标的彩虹故乡享誉省内外，是全国各地游客心中理想的旅游胜地。1989年，鼓楼得以重修，修缮时将十字形券洞作为基础抬高，原先车马楼下过的景象成为历史，鼓楼成为县城地标建筑。2008年，县人民政府又一次组织力量对鼓楼进行维修，基于城镇化建设需求，维修时台基提高3.4米，总高达到20.08米。鼓楼以这样的方式给奥运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修缮一新的鼓楼英姿焕发，流光溢彩。微风吹来，铃声叮当，仿佛历史的回响，厚重的质感警示人们，文化传承、文明兴衰是以社会和谐为前提的，民族团结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多彩的文化将会造就灿烂的文明。

威远鼓楼，经风历雨，风铃声声，沧桑百年，斗拱、榫卯、重檐十字歇山顶，东放晓、西留晖、南环水、北靠山……往来皆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