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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为例
2020-08-03 10:23:55 来源:
□麻玉茗

20世纪初的中国,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为了推翻旧思想、旧文学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汲取了以欧洲文艺复兴为代表的大量西方文化的精神营养,这也造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渊源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要改革文字文学、解放个人思想、创造新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发展科学和艺术都与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点也能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

周作人是对欧洲文艺复兴研究较早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于1918年首次发行的《欧洲文学史》较全面地评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作家作品。他总结的文艺复兴的本质在于“人生生力之发现”;其所倡导的是“乐生享美之精神”。还把文艺复兴文化与中国古文化进行了对比,指出“基督教灭欲体质以求灵魂,导人与自然之离绝,或与背驰”,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则“导人与自然合,使之爱人生,乐光明,崇美与力,不以体质和灵魂为仇敌,而为其代表”。他评述的作家作品不仅只作介绍,而有其深度分析。比如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分析中,他首先将其与之前的悲剧作对比,从而突出了四大悲剧特有的悲剧根源,即人物性格弱点。他还进一步结合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揭示出莎士比亚悲剧的艺术魅力和伦理关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学作品中,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可以说是众多评价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作品中较有力度的一部。

此后,还有一位对欧洲文艺复兴做过系统性研究的是蒋方震,他于1912年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一部专门研究文艺复兴的著作。该书对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不同特点作了简要的比较,并指出文艺复兴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呼唤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从而深刻影响人们认识客观现实世界的态度和能力。

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想在中国也来一场“文艺复兴”,他们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革命是借用欧洲古典时期的语言文学形式,以此为战斗载体,阐释和发扬资产阶级新文化和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以文学革命为先导,“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是其重要标签。由此,欧洲古典时期的语言文学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引进资源和效仿对象。

文艺复兴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和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破除宗教信条,削弱对宗教的依赖,强调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价值。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深受影响并以此为目标,纷纷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以及宗教神学的虚伪和反人性本质, 表现出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和战斗精神。这一特征对五四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白话文学的实践中。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白话俚语取代了拉丁语,成为文学的语言载体,比如但丁用意大利语“白话”代替拉丁语创作了《神曲》。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便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地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创作的《欧游心影录》可视为同时代白话文的上乘之作。胡适也是白话文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各国文学之后,得出文艺复兴文学始于语言文体的结论。虽然白话文也存在着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等严重问题,但胡适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但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

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定位的影响下,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傅斯年等人将所创办的《新潮》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文艺复兴的专有名词“Renaissance”。大家在撰文时, 也有意使用“文艺复兴”一词。例如,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自文艺复兴, 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就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 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 。一些学者倡之, 大多数民众和之, 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开始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起,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质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与文艺复兴单纯的思想文化革新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革新的过程中,始终是以现实政治为导向的。而正是集“爱国革命运动、社会革命运动、思想启蒙运动”性质为一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一百年前,胡适等人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地位等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地位,这本身就体现了西方文化话语权的强势,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对“中学”进行定位。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世界史的近代阶段,西方比东方先走了一步,先东方而近代化了。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身处新时代的我们也应该在和平共处、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加强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以实现求同存异、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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