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耕读传家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顾名思义，“耕”即耕田，“读”即读书。但“耕”不只是耕田，而要参加农耕基础上的各种生产劳动，属物质层面的需求； “读”也不只是简单地读书，而要知书达礼、修身立德，属精神层面的追求。

乐都方言传承古汉语词汇

清代中后期以来，乐都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名播遐方的吴栻、赵廷选、谢善述、萌竹等硕儒名士，李生香、吴邦振、李绳武等教育名师，焦桐琴、吴生霭等革命先烈、红军干部。民国中后期，乐都人在青海及周边地区各级政府机关和军队里援笔拟文、充任文书者居多，有“乐都的文书两化的官”之说。那时乐都就被誉为“文化县”，且这种誉称经久不衰，赓续至今，将近百年。现今人们更多地将乐都誉为“文化大县”，显然赞誉的程度更强了。

现在乐都人口不足29万，但其中赋诗填词、噬字缀文者不少于1000人，抚弦弄琴、吹奏管乐者不少于1000人。乐都人对家中挂字画、对习书学画更是情有独钟，“家中无字画，愧作乐都人”这句话在乐都流传已久，现今又出现了“不写毛笔字，愧作乐都人”的新说法。乐都人中习书学画者仅成人就约有1万。2013年乐都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可谓实至名归。

2021年，据中央、省级多家媒体报道，仅有210户人家的乐都区瞿昙镇徐家台村，竟然出了12名博士、26名研究生、313名大学生，55名各行各业工程师，被誉为 “博士村”。

另外，乐都还有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就是乐都人的口语中保留了“馕、矬、啖、奸、褚，调羹、得济、向使、夜来、知客、保举、序齿而坐、山高水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古汉语中的字、词和短语，其中“褚”乐都人一般都用作叠音词“褚褚”（缝在衣服上的口袋），但和古汉语的单音词“褚”（囊袋）的意思紧密关联；乐都人的口语中也保留了“消停、周正、花码掉嘴、上房揭瓦”等明清小说文本中的词汇和短语。青海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井石曾说过，乐都话中很大一部分“保留了古汉语的词汇，听起来很儒雅。”青海日报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王文泸曾在《文明边缘地带》一文中对乐都人的言谈举止作了如是描述：“他们有礼貌地待人接物，用干净的语言和人交谈，自觉维护着一些约定俗成的文明规则，从而使得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乡村生活因为有了文明的骨架而变得法度井然。”

这在青藏高原，乃至西北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推本溯源，这与这方地域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耕读传家之风尚的熏陶和感染密切关联，正如乐都许多人家的中堂对联写的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或大门门楣上悬有“耕读传家”的扁牌，或春联的横批写的是“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柳湾先民点燃文化星火

早在4000多年前，乐都第一缕农耕文化的星火，就被生活在依山傍水之地的柳湾先民点燃了。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惊艳耀世的柳湾遗址，出土了彩陶等大量文物，其中不但发现了盛在陶瓮中的粟，还发现了多种生产工具。柳湾氏族聚落的鼎盛时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先民们使用的生产工具大多由石头、动物骨骼等加工而成，也有少量青铜工具，其中收割粮食的工具有石刀、石镰；加工粮食的工具有石杵、磨谷器；砍伐林木、建造房屋、加工木器的工具有石斧、石凿、石锛；狩猎的工具有石矛、石球、铜镞；从事手工业活动的工具有骨锥、骨针和陶纺轮。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推断，青铜制成的生产工具不只是铜镞，也应当有铜刀等，只是数量相对少些，墓葬中尚未发现，今天我们无以目睹而已。

倘或对柳湾遗址和同类型的其他文化遗址进行对比研究，即可推断出柳湾先民很早就开始饲养猪、狗、羊等家畜了。这较之在很大程度上有种碰运气的狩猎活动，且更有保障地给先民们提供了肉、毛皮、油脂等生活资料，改善了他们的食物结构，促进了他们体质的进化。

由此可知，彼时的柳湾先民已有稼穑、狩猎、养殖、纺织等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活动。虽然技术原始、简单、粗糙、拙劣，但毕竟开创了乐都农耕文化的先声，柳湾也因此成为乐都农耕文化的发轫之地。

彩陶文字显露文化身影

如此看来，在柳湾史前文明中，已探寻出乐都农耕文化的萌芽，那么可否探寻出读书文化的影子呢？

柳湾彩陶上绘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神秘符号，多达139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湾彩陶上出现的这类单体符号，在新石器时代前期的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中期的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的彩陶器皿上也出现了，分别有18种、22种、38种，数量呈明显的增长趋势。这种数量上的增加到柳湾遗址时的139种，可谓达到了一个高峰。

从大地湾遗址到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再到柳湾遗址，许多彩陶上出现的这类单体符号都是相近或一致的，也就是说，其涵义历经数千年而不变，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字特性，或者说是汉字的“雏形”；有的专家则认为，它们就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对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这些单体符号的性质，虽然学界尚有争议，但它们作为表达一定思想和情感的原始文字是毫无疑义的。既然有人以这些“文字”来表情达意，也一定会有人阅读学习这些“文字”，而这种阅读学习就是“读书文化”的影子了。另外，柳湾出土的石磬（打击乐器）和陶埙（吹奏乐器），表明柳湾先民已有音乐活动，而在歌、舞、乐合为一体的原始社会，有音乐活动，则必定伴有诗歌和舞蹈活动，这无疑表明，歌舞之类的原始艺术活动已融入柳湾先民的生活之中了。而对艺术的追求，也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对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是大有裨益的。简而言之，先民的原始艺术活动，也属于广义上的“读书文化”之范畴。

若将以上“耕”与“读”的情况合为一体，无疑就是乐都“耕读文化”的萌芽、影子或滥觞了。

耕读文化得以赓续

那么4000多年前的耕读文化是否得以庚续呢？

大约兴起于4500年前、兴盛于4000年前的柳湾氏族聚落，终因我国北方季风气候而衰弱，整体气温变低，降水量逐渐减少，没有了往昔的风调雨顺，导致柳湾先民的种植、养殖及手工业活动无以为继。在这样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环境下，为生存计，部分柳湾先民远行迁徙，或融入日月山以西的土著居民之中，过上了狩猎生活；或东迁，融入华北汉族之中；或南下，成为早期开发西南的部族；或向西长途跋涉到了新疆天山南路，成为后来文献上所记载的“婼羌”的组成部分。而有部分柳湾先民则转变生产方式，逐渐朝着畜牧业发展，这一部分先民就从结庐而居逐渐变为居无定所的游牧者了，但他们并未远离故土，继续在乐都一带的河湟地区生存、生活着。至春秋战国时期，这部分柳湾先民的后裔学习河湟首领无弋爰剑从秦国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以此代替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并学习无弋爰剑从秦国带来的畜牧经验，在乐都一带的河湟地区亦耕亦牧，生息繁衍着。还需要说的是，这些柳湾先民的后裔，融入后来从中原来乐都一带湟水流域屯田、垦荒的部分扎根于此的汉人之中，继续在这片热土上开拓并繁衍生息着，其祖先身上的耕读文化基因也在他们身上复活并庚续着。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进驻湟水流域，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进军湟水流域实行屯田；另外，一些自觉自愿地响应号召、接受招募的汉人西迁垦荒，给这里带来了内地的铁犁铧、碓臼（碓窝）等生产工具，还就地取材，制造了石水磨，逐步推广了中原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这里农耕生产的发展。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乐都设破羌县（今老鸦城），隶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西古城），县下还设有乡、聚或里（大村曰聚，小村曰里）两级基层组织。这标志着乐都被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建制，并不断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据1940年出土于乐都高庙镇白崖子村的《三老赵掾之碑》记载，曾扎根乐都，被破羌县县令兰芳拜授为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的赵充国六世孙赵宽，除辅佐县令处理政务，负责审理诉讼案件、调解民事纠纷外，还不遗余力地投身地方教育工作，在乐都兴办学校，传播儒学。他的学生中有百余人“皆成俊艾，仕入州府”。既然他的学生中有百余人才德出众者在州府为官，那么在州府任掾属，在县、乡任职、任办事员及一般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则更多了。另外，汉代 “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后汉书》），地方办学已形成体系，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也就是说，郡和国（国，即封国）办学叫“学”，县办学叫“校”，乡办学叫“庠”，大庄村办学叫“序”。当时乐都已有完备的县、乡、聚三级行政建制，也肯定形成县、乡、聚三级办学的教育体制。此外，随着屯垦规模的不断扩大，内地汉人的大量迁入，彼时乐都的私学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这必然带动了读书文化的兴盛和发展。

由此可知，两汉时期，乐都已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读文化，或者说，这一时期乐都的耕读文化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耕读传家也从此萌发。

曹魏时期，破羌县隶西平郡（治西都，今西宁），西平、金城等8郡归凉州统辖，破羌县自然在凉州统辖之内。当时的凉州大兴水利，劝导“务农积谷”，兴办学校。西晋统一后，乐都一带河湟地区仍归凉州统辖，西晋继续推行奖励农桑、兴办学校等措施，大大推进了乐都一带河湟地区农耕生产和教育的发展。显然，这一时期耕读文化、耕读传家仍然得到了庚续和发展。

乐都成为西部中心重镇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凉于公元392年在乐都设乐都郡，乐都在湟水流域的中心地位初现端倪。五年后，南凉古国在此建都。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北魏将设于西宁的鄯善镇（镇是具有军事驻防的行政建制）改为鄯州，并将州治东迁乐都。自后凉设乐都郡，到公元1033年唃厮啰政权从乐都一带的活动中心西迁青唐城（今西宁），乐都在湟水流域或河湟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赓续有640余年，其间经历了东晋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和政权。鄯州成为唐代陇右道治所、陇右节度使驻节地的近140年间，乐都成为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

由于乐都政治、军事地位之重要，东晋至隋唐时期的各王朝、各政权都十分重视对这里农业资源潜力的有效开发，使这里的农耕生产有了坚实基础。譬如，南凉“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即说将晋人（汉人）安置在城外，勉励督促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向他们征收赋税，以供统军治国之用。譬如，隋唐两代为了改变河湟地区“土旷民稀”的局面，为了对久经战乱、经济凋敝的这一地区给予修养生息，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兴修水利，广置屯田，仅唐代在乐都一带的河湟地区屯田6000余顷。据史书记载，当时陇右地区“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潜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说明当时这里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还能外运中原等地以备饥馑，“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由此可知，隋唐时期这里的农耕生产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东晋至隋唐时期乐都的教育也得到一定发展。譬如，南凉专门聘任西平硕儒田玄明、秦陇士人赵诞为祭酒博士（学官名），开设学馆，招纳四方士人，传播儒学。譬如隋唐时期重视教育体制改革，以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对地方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隋文帝提倡兴学，“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隋炀帝继位后，“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唐代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学官、学校，民间还有大量私塾教育。隋唐时期乐都作为河湟地区政治中心，唐代一度还成为道、州、县三级治所所在，以及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人口众多，这里的官办学校和私塾教育自然兴盛于周边的其他地方。

农耕生产掀起高潮

东晋至隋唐时期，各政权、各朝代都在乐都所在河湟地区大力发展农耕生产，积极兴办学校的举措，客观上为乐都耕读文化的赓续和发展，为耕读传家的绵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尽管唐代后期乐都所在河湟地区被吐蕃统治百年之久，吐蕃统治者推行了一整套民族同化政策，但根深蒂固并已经成熟的汉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灰飞烟灭，而是以一种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得以艰难绵延。“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金汤天险长全设，伏腊华风亦暗存。”这靠的就是从汉代就有的私学教育和耕读传家。当然，这里在吐蕃统治期间，汉蕃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如汉人熟悉了蕃族的一些习俗，吐蕃人也学会了用犁耕田，“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汉蕃之间通婚者则更多。这不但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双方生产和文化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耕读文化、耕读传家不仅得以绵延，而且融入了新的内容。

宋代前期，乐都是唃厮啰政权统治的中心区域。在唃厮啰之前，乐都被称为邈川城，宋军攻占邈川后，改为湟州，后又改为乐州，元代沿用“乐州”称号。明代先后设碾伯卫，西宁卫碾伯右千户所，清雍正年间设碾伯县。

这一时期的乐都作为“军政要地”，各朝代、各政权也不得不重视这里的农耕生产。唃厮啰政权通过对这里的经略，乐都一带的湟水流域呈现出一派“牧耕自足”的小康景象。据《青唐录》记载，宗哥川（湟水谷地）“长百里，宗河行其中……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反映了乐都一带湟水两岸的繁茂景象。宋军收复河湟后，从河州、临洮一带招募30多万人丁开拓土地，从事农耕，还修渠引湟水灌溉农田。通过这些措施，这里的农耕生产曾一度出现盛极一时的局面。在这样好的基础上，元代时乐都的农耕生产也得以赓续和发展。明代，朝廷派驻大量军队在乐都一带的河湟地区戍边，形成了明初滚滚而来的移民大潮。明王朝为了达到“养兵而不病农”的目的，又以军屯、民屯等大规模屯田方式解决卫所士兵的粮饷。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实施“移民屯田”，将江右（长江东部）、淮泗（安徽北部）一带大量汉族西迁这里，与驻军共同屯田。清代及民国时期虽然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汉人西迁，但客商等民间自发迁徙从未间断，这一点许多乐都人家的《宗谱》中都有记载。大规模的屯田和大量汉人的迁入，使这里农耕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两汉以来的又一个高潮。

凤山书院桃李满天下

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乐都的文化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唃厮啰政权利用宋和西夏之间的矛盾，在两大政权的夹缝中维持了乐都所在河湟地区的安定局面，为这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受乐都优秀的汉文化基础影响，唃厮啰王室的汉文化水平也很高，唃厮啰之孙木征晚年还教其子学习汉文呢！宋军收复河湟地区后，在这里设立蕃学（对吐蕃实施儒学教育的机构），实施汉藏文化双重教育，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宋王朝还在这里举办地方官学，设有教授、助教等学官。地方官学主要对地方汉族子弟实行儒学教育，也吸收吐蕃子弟入学。元代除中央设有国子学外，在地方还设有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同时还有社学，地方上每五十户为一社，每社设一所学校，择其通晓经书者为师，对农家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在这种环境下，乐都的文化教育自然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明清时期，在地方官员的重视下，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西宁卫都督佥事史昭创立西宁卫儒学，并将地方教育纳入全国科举考试的体制之中，青海士子也可考举人、考进士了。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乐都创建文庙。文庙又称孔庙，因唐玄宗曾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故又称文宣王庙，系专门供奉和祭祀儒学鼻祖、教育界祖师孔子的祠庙，也是儒客士子的朝圣之地。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建立碾伯县儒学（儒学是地方官学，既是办学实体，又是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更重要的是，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创建了乐都书院，后经修葺和改建。改建后的乐都书院因背依凤凰山，故更名为凤山书院。院内古树荫翳，花竹丛植；后有园圃，榆杏交柯，环境幽美，实乃一处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凤山书院的创办，标志着乐都的儒学教育已发展到高层次阶段。历时140多年的凤山书院，共考取举人17名，贡生40名，这在当时的青海诸书院中可谓首屈一指。另外，明清时期，乐都士子考取进士的有李玑、李完、李光先、祁仲豸4人，他们都在朝廷或地方担任了重要官职。

耕读传家薪火相传

除文庙和官学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设于城镇和乡村，对农家子弟进行启蒙教育的社学、义学和私塾。据《西宁志》记载，明代时的碾伯所社学是当时青海仅有的两所社学之一。清代时除碾伯县城、老鸦城、冰沟等处设有多所社学，县城设有义学外，还有大量的私塾。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在县城“修建考棚二楹，以为考院”，为乐都考生参加县试创造了条件。清末及民国时期，凤山书院及社学、义学均改为小学堂，并且各乡镇均设立小学堂。辛亥革命后，学堂一律改为学校。民国初年，在县城还设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在高庙镇设立第二女子高等小学校。新中国建立前几年，马步芳积极参与内战，扩充军备，压缩教育经费，撤并学校，小学校总数从1936年的97所减小至65所，但群众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并没有减弱，小学生总数从1936年的3465人增加到1949年的4564人。这一时期的中学教育也得到发展。1930年创办的青海省乐都中学（现海东一中）是青海省创建最早的中学之一，1932年还开设了师范班。乐都中学虽然多次受到马步芳的刁难，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至1949年共有15届400多名学生顺利毕业。

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乐都农耕生产和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明清以来农耕生产发展出现的两汉以来的又一个高潮和持续不断地办学，极大地推动了乐都耕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至耕读传家在乐都大地上蔚然成风，并深深植入乐都人的血脉之中。这里所说的耕读传家不只是很多家庭的一代代人昼耕夜读、晴耕雨读的传统，而更多的是一代代人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上学读书，其余时间则参加生产劳动的传统，他们以耕养读，以读馈耕，既学谋生，又学做人，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理想生活状态。

如今看来，乐都这方土地经历过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现代机具的耕作，乐都的人们读过“陶书”、竹书、帛书和现在的纸书，乐都的耕读文化、耕读传家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尤其是明清以来形成的浓厚的耕读传家、诗书继世之风尚影响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本版图片均由青茉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