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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寻找最初的中国

2021-01-19 11:13:36 来源:海东时报社
□王伟章

黄河不仅是我们的母亲河,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因为手持巨斧的盘古,劈开了天地间的混沌,才有了朗朗青天、日月星辰、山水大地,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人类世界。共工打破不周山,女娲用五彩神石修建了堤坝,堵住缺口,平息水患,人类得以安居。再后来,有了导河积石的大禹,他更是将导河治水的美丽传说和征服自然的顽强精神深深地印在炎黄子孙的心里。

水是生命的源泉,生命得益于水的滋润。河流是文明的摇篮,文明孕育于江河之畔。戴传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人类文化与生物演变“共生”规律的角度,探讨了青海远古文明的重要地位。戴传贤在《新青海》杂志1933年第四卷所撰写的卷首语中指出:“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泉源地,四万万同胞所赖以生存之两大河流皆发源于此。”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可以在青海溯源觅踪。“青海这个地方,才真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中国百姓的老家,“中国好比欧洲吗?青海便是希腊。中国好比春秋时的周代文明吗?青海便是岐山。”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研究黄河文明的形成,却忽视了黄河上游最重要的地区——青海的河湟谷地。

九曲黄河灯阵

河湟即黄河、湟水流域。黄河、湟水在这里交汇,无疑形成了黄河最上游最特殊的两河文明谷地。随手翻阅地方文献你会发现,被3500米海拔高高擎起的高原上也有着如此灿烂的远古文化。

5000年前,河湟地区的原始人群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专家利用碳和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宗日遗址墓葬中的人骨骨胶原中的碳、氮含量作食谱分析,显示河湟先民那时已开始种植我们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时也摄取一定量的动物肉食,过着以粟、黍等为主食,以渔猎为辅的生活。在同德宗日遗址14号灰坑中,出土了一组骨刀叉,这组餐刀叉,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刀叉形状是非常接近的。在喇家遗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条”,就是用粟即小米面制成的。如果结合“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再结合小河墓地和洋海古墓群这两个古墓的重大考古发现,清晰地记录了小麦的传播密码,显示青海最早的小麦麦种是由羌人带到中原的。

“青海是彩陶的王国!”从西侧诺木洪台地到东侧的乐都、民和一线,北至祁连山麓,南到黄河河畔,都曾是各种类型彩陶的产地,全省现已调查、登记的这类文物点有6500余处,共出土彩陶3万件,而这仅仅是埋藏在地下的彩陶中的极少一部分。青海彩陶,若论出土数量,堪称中国第一;若论质量,也名列前茅。在中国彩陶史上,河湟彩陶获得好几项“中国之最”。柳湾遗址出土的100多种陶器上涂有很多符号,它可能是代表制陶者的记号或代表某氏族或家族的徽号,这极可能是我国古文字最原始的形态之一。大量考古发掘证实,河湟地区早在5000年前就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形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文化中心。1977年尕马尔台遗址出土了一件精美的“七角形纹”青铜镜,铜锡比例为1:0.096,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一面铜镜,代表了青铜制作的最高水平。

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他的《中国民族史两种》一书中也说:“古之氐羌……其在南者,则同化较迟,则古所谓巴人,汉时所谓巴郡南郡蛮及板凳蛮也。”看来巴楚也与羌人是一家。再看云南出土的古滇国时期的青铜人像服饰,都为戴高冠、戴帽的奇特服饰,贵族们穿有皮靴,巫师们全身裹着皮毡和皮制披风,骑手们穿着游牧式马裤、梳着长发辫。除了服饰,部分富裕的滇人战士甚至有贵重金质与铜制护臂。这在当时的东亚武库中非常罕见,却在中亚和西亚比较常见。滇人那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青铜艺术和黄金雕刻技艺,这种高度写实的艺术风格,却很容易在北方的羌人拥有的斯基泰文化中寻觅得到。而三星堆青铜器完全可以证明是羌人后期青铜文化的延伸。三星堆是否存在羌人带来的青铜文化,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生活在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羌族、普米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等民族的史诗也都在证明,河湟地域是文明的集散地和派生地,他们的祖先就是从河湟“派发”出去的。

但一个巨大的疑问凸显出来了:从已有的考古证据来看,也就是在4000年前左右,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突然消失了。是什么挡住了文明的车轮,把河湟地区的文化甩出了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我们似乎可以从喇家遗址中找到答案。

柳湾彩陶博物馆内的彩陶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河湟地区曾经有古羌人繁衍生息。商代甲骨文经常出现“羌”或“羌方”,羌人所在疆域广大,大致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西北一带。

史料记载,商朝不断向羌人的各部落进行征战。在廪辛时代的一次战役中,羌人被俘的有两位方伯。由此均可知羌人的实力也不算小。《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征战有时专为捕掠人口,即“隻羌”,作为祭祀的牺牲,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祛灾等,从两三人至上百人不等。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隶多用作畜牧生产,偶也有用于农耕生产。而对夷人、奚人很少见用作人牲的记录,这说明,商人与羌人有种族上的差异,而商人与夷人、奚人的关系要亲近一些(人类分子学家推断商、夷是从东北迁入中原地区的,线索就是以龙为代表的红山文明,他们的早期文明或许曾东渡白令海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第安美洲文明)。

有压迫就有反抗,后来羌人加入了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联军。《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这里的羌指的就是陕西一带的羌人,他们以姜为姓。姜姓诸侯为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羌”上古音可与突厥语qojn/qon/qoj(绵羊),蒙古语qonin(绵羊)、qonin(牧羊人)、qonicin(牧羊人)比较。很有可能,“羌”这一名称产生于夏代,是当时阿尔泰人对他们的称呼,以后为商人所继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刘大清认为,以农耕为主的华夏人称西方牧羊人为“羌”。china(羌那),“chi”读为“羌”,字母“n”再与“a”相拼即为“na”,是国家之意。“china”就其本意是“羌人之国”。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西方人将最早接触到的东方人也称之为China(羌)。更有专家指出,羌族作为西部的重要部族,在距今约三四千年左右,当印欧人大量涌入新疆一带,幸亏甘、青羌人的大发展,有力地阻挡了印欧人的东迁和扩张。羌人应是中国大陆最早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希罗多德《历史》记载,伊犁河流域的伊塞顿人(Issedones)有这样一个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去世时,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在杀羊献神之后,一起食用羊肉,这明显具有羊图腾的意味。商周时期,羊已成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经常用于祭祀和殉葬。羊在商代最隆重的祭祀中,是与牛豕一起,共同组成“太牢”,只有羊豕的祭祀,被称为“少牢”。不管“太牢”还是“少牢”,“羊”是必不可少的角色。这也印证了《说文解字》中对“羊”的解释:“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就是说,六畜之中的羊,最主要的功用就是作为肉类提供给人们食用。

羊作为膳食,首先构建了“羞”这个字。《说文解字》中说:“羞从羊从丑,丑亦声”。“丑”就是“手”的一个变体,所以这个字就字形而言,其实就是“手持以进羊”之意,故《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进献也”。进献什么呢?从“羞”的构意来看,最早进献的事物中,“羊”大概是最重要的进献品之一。为什么要进献羊呢?恐怕跟“羊在六畜主给膳”密不可分。“羞”作为动词“进献”,又进一步引申出“被进献的美味”这样的名词义项。为了将这两个词加以区别,后世又造出了“馐”这个加符形声字;再后来,表示“进献”义的“羞”字又被假借为表示“羞赧”“害羞”的“羞”,其字本义遂与该字所记录的词汇义相脱离而不为人知了。

“羊”也构建出了食字部的“養”字,其义为“饮食”;“羊”字还构建出了“羑”字,其义为“进膳”。这些都直接说明了羊在供养人类膳食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汉语中表示食物好吃极了的“鲜”与“美”,都是用“羊”来会意的;另外,今天网络流行语“羡慕嫉妒恨”中,“羡”字的意思就是看见别人献羊以后垂涎三尺的样子,进而表示“贪欲”。所以,羊肉确实是古人心目中的美味,想来没什么可质疑的。比如,“盖”下面是个器皿,上面有只羊,意为把食物奉献给鬼神和祖先,也很形象地说明了羊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已经超越了食物的层面,而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梳理羊的名称:羍、羔、羜、羒、牂、羖、羭、羝、羯,这几个字完全概括了羊服务人类的一生:“羍(dà)”字表示刚刚出生的小羊,“羔”字表示吃奶的小羊,“羜(zhù)”字表示五个月大的羊,“羒(fén)”字表示三岁的白公羊,“牂(zāng)”字表示三岁的白母羊,“羖(gǔ)”字表示三岁的黑公羊,“羭(yú)”字表示三岁的黑母羊,“羝(dī)”字表示没有被阉割的公羊,“羯(jié)”字表示被阉割过的公羊。

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龙”,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古人的观念之中,行义(義)事,做义(義)人,恰如作为牺牲的羊,确实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吉祥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有许多表示“好”的字和偏旁都带有“羊”,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而这都曾与羌人有关。或许“羊大为美”的美,最初周人是对姜姓部落或女性的美称,所以美的发音自然与羌人自称的“民”发音相通。就连楚国的王姓,屈原的姓氏“芈”字,其实就是表示羊叫唤时的声音,也就是“咩”的一个异体字,想想也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

民间赛马

我们发现,羌人自称中的mi、mie、ma为实词。作为牧羊人,故所谓mi、mie、ma无疑是模仿羊“咩”的叫声。《山海经》里许多鸟兽的名字是由于“其名自叫”“其鸣自呼”,即用它们的叫声称呼它们,如《北山经》中有一个常用的表达形式,即某处有某山,山上有某鸟,某鸟其名自叫。所谓“其名自叫”即它的名字就是它自己的叫声。羌族自称r-mi、r-ma,无疑也是“其名自叫”。第五世达赖所著《史荟珍筵》谓:古藏语称人为mi,至赤松德赞时下令改音,称人为muə。羌族自称与藏语称人mi、muə相似,由于羌人自称“民”,故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有不少以此音命名的地名。如岷山、岷江、沔水、汶川、茂县、绵阳、绵山、勉(沔)县。“岷”“沔”“勉”“汶”“茂”“绵”皆为“民”的同音异译。地处今川、甘交界处的岷山,因以毛泽东脍炙人口的诗句“更喜岷山千里雪”而妇孺皆知。

《禹贡》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云:“《禹贡》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水经》云:“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岷山介于川﹑甘边境,南北逶迤500多公里,故有“千里岷山”之说。《说文山部》作“崏”,释曰:“山在蜀湔氐西徼外。”北魏时曾在今甘肃岷县置岷州。《广韵》记载:“岷,州名。秦陇西郡之临洮县也。后魏置岷州,因山以为名。”说明这里也有岷山,距离蜀郡氐道县的岷山已经很远。

《史记》上岷山皆作汶山,《元和郡县志》亦云:“汶水县有汶山,即岷山也,南去青山,石山百里。”汶山、岷山,远古一音,依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其原音必来自氐羌语。与岷山、汶山相类似,岷江又称汶江。岷江又称羌水、导江,发源于岷山弓杠岭和郎架岭,流经成都平原,与沱江水系及众多人工河网一起组成都江堰灌区。岷江上游自古就是一些民族迁徙往来的走廊。《旧唐书》和《茂州志》载:“茂州以郡界茂湿山为名。”实际上“茂”可能是“汶”的另写。汶川、茂县发现的彩陶等器物,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类型。此彩陶文化遗址早于三星堆。换言之,这里有可能就是人们寻找了很久的三星堆文化的源头。而今天仍是羌族聚居区域汶川、理县、茂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依稀可以辨认出古老羌人的生活踪迹。

说到绵阳,不能不提到它的古名“涪城”“绵州”,因城址位于绵山之南而得名“绵阳”。绵山,因春秋五霸之晋文公名臣介子推携母隐居被焚又称介山。绵山与岷山有相似的语源。另外,这一地区的沔水,由沔水得名的勉县、沔阳县,都是如此。可以说,“岷”“沔”“勉”“汶”“茂”“绵”以及宁夏、山西夏县、湖北夏口和江夏等地名,都折射出了它们与古羌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联系。

今天的学者喜欢在发黄的纸堆中去找寻中原第一个王朝——夏的蛛丝马迹,并且把每一个发掘的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之间的城址遗址都附会到夏王朝身上。这就造成了一个错觉,仿佛那个时代真有一个北至北纬45度,南至北纬27度,东至东经122度,西至东经105度近300万平方千米的庞大地区,在晚石器时代出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王国无异是对世界史学界讲的一个天大的笑话。

目前研究可知,早期中国部落丛生,号称万国,控制的地盘犹如现在的乡镇,大约数里或者数十里方圆,能有百里之广的,就已经是大国了。这些部落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维护部落的利益,进行了次数不详、规模不等的战争。“华”和“夏”在尧时期的争夺战,也应该是两个同在一个部落联盟社会里不同的两个群落而已。华,为尧舜部落。夏,为禹部落。在尧舜部落联盟眼中,“夏”虽为盟友,却等同于“蛮夷”,显然“蛮夷”和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部族以及“华”还是有区别的,关于“夏”,在《尚书·尧典》里有“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之说,可见“夏”在尧时期,夏的地位已非炎黄同盟者的角色,而加了“猾”字的定义以后,更是和“蛮夷”列为同等,相对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华部族眼中,俨然“野蛮人”。尧帝禅位于舜,可见尧帝对舜所在部族“华”的认同,再联系前面所提及的《尚书·尧典》中的“贬夏”,更说明了当时“华”的地位相比“夏”更被统治阶层认同,尧禅位于舜(华)而非“夏”是顺理成章的事。

徐中舒先生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他认为夏与昆吾一样只是中原的一个大部落国家联盟(史载,夏有万国,商有千国,周初也有大大小小的方国几十个),商汤是商王,夏桀是夏王,中原地区还有昆吾王、韦王、顾王,这些都是国家,都有王。而商国呢?商汤之前王也有许多,什么相土、武丁、王亥……都称为王。商汤攻灭夏国,和之前之后灭其他方国没什么两样,昆吾、韦顾、人方、鬼方、夷方,只是最后自己运气不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让周人给抓住机会把他们打败了。

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发现“夏”这个字。实际上,夏始终是自称炎黄部落中数量最大的羌人中的一支,而商朝人则统一称为羌。原属于夏的周人臣服于商,然后是商纣王时期,周武王联合巴蜀西戎各部,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周朝。周人,宣称自己是夏朝的继承者。正是历史上羌人社会几次大的农业革命,造成了不同游牧的羌人部落(方国)向农耕的华夏人发展。

周朝灭了商朝之后,进行了大量的分封。由于周人自称是夏人,因此这些分封国就合起来成为“诸夏”,后来就有了华夏的称呼。而此时,周人又以自己为中心,将东方的民族称为东夷、北边的民族称为北狄、南方的民族称为南蛮,西边的民族成为西戎,于是形成了华夷观念。包括那些没有和自己同宗同源的羌族,因为没有进入农耕时代而被疏远,也被贬斥为“西戎”“北狄”。可以说,在经过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演变后,羌夏因生活方式和生活地域的分化,语言也分化开来。到了春秋时期,夏尊戎卑的观念逐渐形成。诸种因素最终形成了后世人看来不可逾越的民族界限。在统治者眼中,不同于贵族和城市居民,人口基数庞大的黎(九黎)庶(国人)是“人”,羌为“民”(其地位低于华族和较亲近的黎族)。同样,随着历史不断变迁,被统治者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由“人”和“民”构成了过去的“黎民”、今天概念的“人民”。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河湟的地理形势,地形上的分界线,让它天然拥有不同于河西走廊正面冲击的战略优势,河湟向中原大地伸向青藏高原的一只大手,而直面黄土高原的位置,自然形成了无与伦比的文明的港湾。与青藏高原相接的地理位置,倒使它成为任何再文明的卓越跳板。

“黄河之水天上来”,河湟文明作为黄河文明,在人类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以其鲜明的风格和较高的水准而兴起,在中国早期文化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果把黄河文明比作不老的万年松,那么河湟文明就是根茎。把人类文明比作长河,那么河湟文明就是源头之水。正是由于黄河分岔出了众多支流,才有了中华文明多姿多彩却是同根同源的缤纷绚丽。

我们赞美黄河,更要赞美河湟,赞美生我育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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