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章
“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浅山，河床变成了高高的台地。雨水冲垮了山上的古墓葬，于是，顺着小沟，彩陶流成了河，他皱着双眉思索着，真的，在湟水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张承志《北方的河》
张承志，学者、知名作家。197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先后参与青海柳湾等地区的考古挖掘工作，与青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考古经历，无疑扩大了他的专业知识，同时，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北方的河》所讲的主人公，是一个回城的大龄知青，为了摆脱命运，准备考研，报考的是冷门的地理学。书中淡淡地写了朦胧的爱情，写了平庸生活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写了生活对激情的磨钝，写了肆意奔流的北方的河——黄河及它的支流湟水河。
河湟人早期的农耕生活
也正是5000年前，河湟地区的原始人群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从砍伐林木、清理场地和加工木器用的石斧，松土或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一应俱全，制作精致。
专家利用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黄河上游的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宗日遗址墓葬中的人骨骨胶原中的C、N含量作食谱分析，显示宗日先民种植我们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时也摄取一定量的动物肉食，过着以粟、黍等为主食而渔猎为辅的生活。
在宗日遗址14号灰坑中，出土了一组骨刀叉，这组餐刀叉，跟我们现在用的西餐刀叉形状是非常接近的，大小也差不太多。专家认为应是当时人们进食的餐具。而刀叉勺配伍形式，与今天的西餐餐具的配伍形式完全一致。
在喇家遗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条”，其成分就是粟，即小米面制成。房屋遗址还保存着壁炉。
中国最早的小麦麦种是在距今4000年循化阿哈特拉遗址中发现的，小麦从这里进入中原，改变了华夏民族食粟的单一生活习惯，最终小麦代替了粟，成为中国北方人的主要食物。
在尖扎发现的据今5000年，并刻有北斗七星和牛郎星的石刀，使我国观测天文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
这里无疑是彩陶的故乡
柳湾是河湟谷地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湟水河中游北岸。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柳树成荫。村北约12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分布有约2000座墓葬。每逢山洪暴发、山体塌方，便有许多彩陶滚落下来，散布于山沟及田间地头。1974年至1981年，考古工作者对柳湾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地发掘。
可以说，这里的彩陶流成了河。每次暴雨后，附近的山坡上都会裸露出许多彩陶。在缺少玩具的年代，当地人甚至把彩陶当玩具，比赛谁的陶罐从山坡向下滚得远。虽然远去了刀耕火种，暗淡了结绳记事，但我们从出土的一件件彩陶中，可以走进历史深处，发现古人的智慧和非凡的创作力。看着这些真真切切的实用器具，你会感触到史前先民手中的余温，你也许会想象到柳湾先民下河捞鱼蚌、上山逐弥獐，山下炊烟袅袅、山上篝火团团，狐鸣狼嚎此起彼伏的史前生活场面。
彩陶的花纹如此精美，以致今天的人们将彩陶花纹作为课题去研究。聪慧的柳湾先民将精美的图案巧妙地绘画于陶壶、陶罐、陶盆之上，在汲水、炊煮、收获、储藏的闲暇之余，尽享彩陶艺术的愉悦。“真境逼而神境生”，美丽的彩陶，令人追古思今、遐想联翩。
美轮美奂的舞蹈彩陶盆
在青海出土过两件彩陶纹彩陶盆。一件出土于上孙家寨遗址，一件出土于同德宗日遗址。彩陶盆无疑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展现了非凡的创作力。凝视着它，感觉彩陶盆上的人在缓缓舞动，手拉着手，踏着欢快的节拍，跳起优美的舞蹈。我相信，在结束一天劳作的傍晚、在捕获到猎物的瞬间、在氏族重大的节日里、在婚庆嫁娶之时，甚至在亲人送葬刚刚结束的时刻，他们都会跳起这样的舞蹈。歌唱生命、歌唱劳动、歌唱收获、歌唱喜庆。这似乎同今天藏族羌族的锅庄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肯定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物图画之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一种崇拜大地的文明。中国文明是从玩泥巴开始的，给泥巴纹身，给泥巴画上花纹，泥巴就从一般的容器升华为富有神性的容器，文明就此诞生了。也许正是我们的先民从原始时代起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中，就深切感受着对泥土特有的亲和力。青海彩陶，若论出土数量，堪称中国第一；若论质量，也名列前茅。特别是在中国彩陶史上，河湟彩陶跻身好几项“中国之最”。柳湾彩陶上那100多种涂写符号，它可能是代表制陶者的记号或代表某氏族或家族的徽号，这极可能是我国古文字最原始的形态之一。
在上孙家寨遗址出土彩陶盆的不远处一个墓地里，出土了一具尸骨。在头盖骨上有一个明显的创面。这个切口遗留在一位3000年前的中年男子的头骨上，开孔几乎横贯整个脑颅，开口的创缘已钝化并伴有发育程度不等的再生骨赘。这说明当时手术非常成功，手术后该男子依然存活了一段时日。开颅术是一项技术难度大、危险性高的外科手术，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要实施开颅手术也非易事。
彩陶与人类早期文化传播
青海省的河湟地区，黄河、湟水河在这里交汇，无疑形成了黄河最上游最特殊的两河文明谷地。沿着河川的黄土盆地，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动的舞台。面对山高谷深，气候严寒的土地，或许是水为他们提供了当时最大和最佳的相互交往的地理基础、空间模式和动力。
湟水流域面积1.6万平方公里，仅占青海全省面积的2.2%。今天这里依然是一片肥沃之地，养育了全省61%的人口。我们俯视河湟谷地，炊烟渺渺，在村庄、农田、土坡、河汊，甚至我们认为今天都不适合生存的浅山、脑山都散布着大量的史前遗迹。仅在日月山以东的地区，分布的史前文化遗址就多达300余处。
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脑庄，民和核桃庄、阳洼坡，贵南尕马台，循化苏乎撒、同德宗日遗址；有铜石并用时代的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寨、民和清泉遗址，西宁沈那遗址；有青铜器时代的民和核桃庄、乐都柳湾、大通上孙家寨、互助张卡山、共和合洛寺遗址，以及极具本土特征的卡约遗址。它们因出土了众多精美的彩陶而享誉世界。舞蹈彩陶盆、双人抬物彩陶盆、人头像彩陶壶、方形彩陶器、彩陶靴、大量的蛙纹彩陶罐、提梁罐、鸮面罐……都是彩陶艺术中的精品。而彩陶上古朴简约的纹饰无不印证着河湟先民的创造力、审美能力。
青海彩陶完美地串起了一幅早期中国从蛮荒到青铜时代的文明全景，中国文明正是从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开始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交换的出现，就有了商品流通，促进古老贸易的形成。
两河文明的中国
河湟地区丰厚别异的史前文化积淀熠耀着先祖慧光。今天，在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两河时空的重要性。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近来比较详尽地探讨过江河文明——即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流在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相辅相成的作用，周昆叔先生近来则在中原地区的河（黄河）、济（古济水）、淮（淮河）的相互作用之中追寻三河四渎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戴传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人类文化与生物演变“共生”的规律。在人类“共生”中，水是主要的元素。他指出：“青海是中国文明的策源地，滔滔河水，终于流成了泱泱大国。” 他撰文称：“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可以在青海溯源觅踪的”“青海是中国文化的鼻祖，中国百姓的老家”“从青海的山脉、水源能清楚地知道，中国文化发祥地不在别处，就在青海高原”“青海是中国民族生活的源泉地，是各民族真正交换文明、交换血统的一个和平美丽的舞台”。他还说：“如把中国与欧洲比，青海就是希腊；如果把中国比春秋，青海就是岐山。”
而在中央之国的形成过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哪个小体量的地缘板块，对中央之国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她的幸运来自于，湟水河谷并非独立存在于青藏高原腹地，而是与黄土高原紧密相连。黄河之于二者之间，更像是一条使之联系更为紧密的纽带，而非一条地理分割线。在汉帝国开始研究这个渗透青藏高原的前进基地之前，居住于湟水河谷与陇西高原的居民，就已经通过水运而与中原关系密切了。
过去人们长期认为，在4000年前，中原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和王朝国家，而青海甘肃宁夏一带荒无人烟。一座座原始居住聚落遗址一次次证明，4000年前，河湟人就生活在高度文明的世界里。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友人小岛镣次郎对柳湾彩陶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我到过世界各地，柳湾彩陶是世界一流的，是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可以与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是世界的绝版。”
早在1948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认为，河西走廊土质较少，为不雨的干燥戈壁地带，自然条件不足，史前人类遗址很少，而湟水流域河谷文化发达，为史前人类活动活跃的地方，所有遗址遗物，到处皆是。这些遗址、文物遍布全省各地，特别是东部农业区的湟水流域，古代文化分布的密度是惊人的。故断言：汉以前疏通东西文化的交通道路，似在湟水流域，不在河西走廊。东西方的交通，决不是由张骞开始，汉以前就有。因为史前时期的文化，东西两方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彩陶，必定是东西文化两相交流的结果。
而5000年前的青海彩陶站到了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
洪水与专制主义
视角继续转回喇家遗址，无论是底格里斯两河流域，还是河湟两河流域，创世纪的洪水继续破坏着旧时的世界，同时摧毁了分散的氏族部落，推动了族群的统一与专制。苏秉琦认为，中原地区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洪水和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极权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专制主义的帝国是为了因应于大规模治水的需要而产生的；“（专制主义的）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有效地维持下去。”而灌溉和洪水工程必须进行大规模协作，“这种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同时，“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利”，于是就产生了专制君主、专制主义政体。所有这一切，只是在强调，在治水等大型工程中，需要集中各种资源，特别是劳动力，并为此而需要集中权利，强化纪律，从而产生了专制主义。喇家遗址似乎正呈现出了这一特点，不能不承认喇家遗址与此后中原地区专制主义的形成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联系。
正如同与彩陶相关的事物，破碎和破灭了，诞生了更加结实的铸造体——青铜。人类进入了辉煌的青铜时代，造就了中国早期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迁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