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上的昆仑文化

山脉周围潜伏着河流，如同血管覆盖着全身。河流不但收集水，也收集土，收集大地的其他沉积和人类的文化，最后将它们沿着河床汇集到辽阔的平原和海洋之中。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不老的万年松，则昆仑文化是根茎。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长河，则昆仑文化是源头之水。有了众多黄河支流，才有了中华文明同根同源的缤纷绚丽。

青海省河湟地区黄河、湟水河交汇，无疑形成了黄河上游最特殊的两河文明谷地。沿着河川的黄土盆地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动的舞台。面对山高谷深，气候严寒的土地，或许是水提供了当时最大、最佳的相互交往地理基础、空间模式和发展动力。

随手翻阅地方文献就会发现，被3500米海拔高高擎起的青海高原上居然有着如此灿烂的远古文化。考古学者先后发现了300余处史前文化遗址，有中石器时代的拉乙亥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宗日文化；铜石并用的齐家文化；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以及诺木洪、卡约的羌人土著文化，还包括世界闻名的乐都柳湾彩陶、大通舞蹈彩陶盆和贵南尕马台青铜镜……考古学家慨叹青海的文物流成了河，正是这些史前遗产完美地串起了青海从蛮荒到青铜文明的全景文化遗存，甚至它也是一本多民族发展的实证史书。

西宁市大通县长宁镇上孙家寨墓地于1959年3月被青海省人民政府评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青海省为数不多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73年至1980年，省考古队在这里共清理出马家窑类型墓葬21座，齐家文化墓葬2座，辛店文化墓葬12座，卡约文化墓葬1077座，汉晋时期墓葬182座，元代墓葬1座。其面积不大的区域内竟积聚了从蛮荒到元代不同时期的墓葬。

目前，上孙家寨墓葬中出土的重要文物有：

一是舞蹈纹彩陶盆。它作为国宝，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陶器内壁饰舞蹈纹共分三组，每组有五人手拉着手，踏歌而舞，面向一致。人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彩陶盆为研究马家窑文化和我国原始社会音乐、舞蹈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是做过开颅术的头盖骨。这个切口遗留在一位3000年前的中年男子的头骨上，开孔几乎横贯整个脑颅，开口的创缘已钝化并伴有发育程度不等的再生骨赘。这说明手术很成功，手术后该男子依然存活了一段时日。开颅术是一项技术难度大、危险性高的外科手术，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要实施开颅手术也非易事。

三是“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印长2厘米，宽3厘米，高3厘米。印纽是一只栩栩如生、卧姿优美的骆驼。这件罕见的珍品，证明了当时北方的匈奴与中原汉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四是汉代木简。多数残断，共240段。墨书隶体，清晰可辨，字体流利俊秀，每简30字至40字不等。内容为当时的兵法、军法军令，包括《孙子兵法》佚文，并附有目录。研究者认定，这是当时军事人员必读的军事知识抄录本，是研究汉代军事情况的珍贵实物资料。

五是匈奴银壶。银壶为单环耳，器表镀金，器腹有一周环状纹饰，其上捶出忍冬花瓣和葡萄形图案，具有浓厚的古代安息（波斯）风格。匈奴族及其别部曾长期活跃于祁连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其地正当中西交通冲要之地。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得到这件银壶并不奇怪。这件银壶在中西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早在4000年前，中原文化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和王朝国家，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是相对落后、文明未开的地区。但分布广泛的史前遗址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或许许多中原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生活在高原的青海人已经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集仙录》说西王母所居宫阙在“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这不是臆断，人类文明的伟大，往往通过神话折射出历史的真相。

现在让我们走进另一个大型遗址，它是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的喇家遗址。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史前灾难遗址，它揭示出了4000多年前因地震、洪水接踵而至把喇家村落彻底摧毁的过程，直观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在遗址中，无论是窑洞式的聚落形态、特殊的地面建筑、聚落外围的宽大壕沟、区域中心的广场和祭坛，还是礼仪用的玉器、巨大的石磬、精美的彩陶和漆器、成组合的生活陶器、房址里的壁炉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聚落，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或者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

喇家不仅是一个遥远的城邦古国，更是当时西部的权力中心。我曾对4000年前喇家地震、洪水等多重灾难痕迹研究后最早提出，喇家就是中国治水英雄大禹的故里，而禹导积石创造了最早的水利文明。

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许有许多原因。但我认为，正是洪水恰至，文明产生了物理上的溢出效益，青海人与他们创造的文明一起顺流而下，从此流向了东方，成就了东方文明。

文化学上的昆仑文化

君不见，青海头，民族百花竞风流。玉塞金城雄杰地，云天高览豁君眸。有人将西部文化的格局概括为：一个主体、两种文化圈、三条通道。一个主体，即游牧文化为主体，使其带有浓重的浪漫色彩，轻伦理、重自然，轻观念、重情感，雄浑中透出悲壮，自由奔放而豪迈；两种文化圈，即藏传佛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西部民族的宗教信仰历史悠久，且许多民族自古以来形成全民信教的传统，宗教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而西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由古至今逐步形成的两大宗教文化圈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格局使得西部民族审美文化更是异彩纷呈；三条通道，即丝绸之路及其辅道、唐蕃古道和麝香之路。这几条古道的开通，不仅把西部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圈连接起来，还把西部游牧文化区和中原农耕文化区贯通起来，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整体。

青海无疑处于“一个主体、两种文化圈、三条通道”的中心位置。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与扩张，都是从一个文化场进入另一个新文化场的过程，必然要经过新文化场的中介物的过滤和折射，青海正是这个文化场的中介物。

青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地。从古老的羌氐族群到吐谷浑的昌盛，至吐蕃的扩张，再到蒙古族的游牧开发以及汉族与这些少数民族的交融，在青海历史舞台上，自始至终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活剧。

青海是东西方文明的展现地。中华文明西传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乃至整个欧洲。欧洲和西亚文化的东渐，青海是必经之地；中华文明南传印度、印度文化传入中原，青海是必由之路。

中原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青海，古欧洲地中海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古印度文化、中亚文化等纷纷汇集这里。佛教、伊斯兰教在青海的发展就是由此而来的，其中最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本土化——藏传佛教。

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标识物是丝绸。没有丝绸，何谓丝绸之路。世界上最丰富的丝绸就藏在青海热水吐蕃大墓中。在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的古丝绸数量有千余件，仅都兰热水沟出土的就有350多件130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112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大量的丝绸在这里出现，说明在青海境内确实存在着一条丝绸商路。都兰古墓群文物的中西结合特点显示了青海在西方与中原三点一线中间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青海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伊斯兰教、佛教与汉文化，三大文化板块以及各板块内部派系形成的次文化圈构成了西部民族交流及冲突的文化单位。这种冲突与博弈的直接后果就是文明的整合与民族的融汇，逐渐演变为以汉文化为纽带的多元一体格局。

青海文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历史上，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每个民族都以其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与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形成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民族文化场域。

青海各民族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并形成了包括语言、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舞蹈、节目、服饰、建筑、手工艺、礼仪习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在内的典型区域文化。他们在彼此相依的漫长岁月中，保持了各自的传统，却又融汇互通。青海“花儿”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青海“花儿”广泛流行于六个世居民族中间，这六个民族中，既有信仰儒释道的汉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土族、蒙古族，又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其中藏族、蒙古族还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民族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也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共同用汉语演唱“花儿”，这无疑如费孝通先生所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今天，这片土地上情趣盎然的汉族社火、舞姿婆娑的土族安召、高亢激情的撒拉新曲，歌喉圆润的藏族拉伊、悠扬动情的蒙古族马头琴声，都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涵化的结果。这种涵化就是青海文化对它文化的接纳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