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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评家说过，有两类人适合当作家，一类是农人，一类是水手。所谓农人，本意指的是那种“对本地掌故了如指掌”的作家，是对本地生活、风土人情、日常境遇的熟捻，他知道得总比别人多，比别人深，比别人细节；所谓水手，本意则是“他的经验朝向未知”，他是在“创建”一种我们在日常中没有见过的世界，我们对他言说的那个世界无法证其真也无法证其假，在那个远离我们日常的世界中他同样比我们知道得多，知道得深，知道得更细节。农人式的作家，他是在生活中不断开掘，是提炼、凝聚和言说本土经验，更强调细致、深入和微妙；而水手式作家，则是要在故事和陌生处着力，它强调新奇、曲折和“非常态”，时常会有魔幻的、幻觉的、想象的成分的注入。两种类型的作家，各有优长，各有炫目之光，我们大概无法强调某一类型的重要和卓越的时候而否定另一类型的重要与卓越——但，区分这两种类型还是异常必要的。因为它们要书写的侧重点不同，而阅读者从中的“汲取”也会随之不同，随之而来的是评判角度和审美角度上的不同。因此上，为这两类作家的作品书写阅读“导图”也就必然地要进行相适的调整。

李静，在我看来可能属于典型性的“农人”式的作家，她的写作更多地基于经验、感受，被触动的情感和自我情绪的外射。在《青色书》收录的诸多篇什中，她几乎都是以“自我”（当然，这个自我也允许有部分的虚构）为半径来完成的，在她的这些篇什中，我们始终能看到被凸显的“我”的存在，即使在那些所谓的山光水色中，“我”的观测之眼和外物对“我”心境的波及也是明显的，相融的。是的，李静在《青色书》的文字中没有特别强调自己藏族的身份，甚至可能部分地属于有意忽略，但她通过自己身侧的事物、民俗、地域特征、双方对话和个人习惯，背景式地勾勒出了在“自我”之中的种种沉积，这里面当然也包含民族性的部分。阅读李静的文字，我偶尔分神，会想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句片面深刻的断语，他说《古兰经》中没有一次提及骆驼，恰恰证明它是阿拉伯人的创作，因为对于阿拉伯人来说，骆驼是那么熟视无睹，就像空气和每日的呼吸一样。那么，李静的写作可能同样如此，她不刻意强调的，恰恰是她具备的、连接着血脉和呼吸的，她不通过、不想通过猎奇化的表征性来“呈现”自己，而更愿意从内心出发，从更深入的幽暗和埋在心底的光出发：我个人，非常认可她的这一选择，尽管这个选择会让部分的批评者“遗忘”她的民族身份，在谈论少数民族写作的时候忽略这个李静所获得的成就。

但又怎样？好的文学从来都不是依靠外在的“修饰物”就能达到经典的，它在部分凸显差异、陌生的同时，一定要确保某种精神上的共有和共情，能让文字具有穿透力量的，永远是它褒有的知识、智慧和情感，是对生活、生命“遮遮掩掩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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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的天然亲近，是李静文字的一大特点，这种亲近在我看来是骨子里的，是一种相融性的、交织性的流淌，甚至让人觉察不出太强的“界限感”。是故，将李静的文字看作是生态文学或者自然文学大抵也是对的，因为，在她的文字中，自然有灵，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可爱可敬的“活体”，它们甚至时时会居于中心位置，而将人（包括李静这个观察者）都挤向角落。在李静的文字中，我们会特别地注意到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繁衍生息”——它不可忽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连接着世界观、人生观的词儿，它折射着作家李静对于自然事物和人生的本质性理解，佐证性的，是她在《高原里》重复过至少两遍的一段话：“在整个生物圈里，每一个特种似乎都有自己专属的地界线，这条地界线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这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它像一道无法解除的魔咒，万物皆受约束。”正是基于此，李静的自然书写其特质性也就呈现了出来：一是天然的亲近感和融合感，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二是事物的平等性，在她那里陡峭险峻的山峰、轰轰烈烈的杜鹃林、伸手可触摸到的天空以及追逐《冈仁波齐》的他，与路边飞起的雉鸡，小小的七星瓢虫、结伴而行的蚂蚁都放在了平等的观测位置，她用同样的、平等的语调叙述和描述，而这种平等性还表现于——“天空中还有一只灰褐色的鹞鹰正在锲而不舍地追逐一只喜鹊，喜鹊发出惊慌失措的声音，似是嗓子里含了很多粒沙子。另一只喜鹊赶来帮忙，但鹞鹰不为所动，它们起伏、周旋……”在这里，李静平静地“观望”，既没有站在捕猎者的强势一边也没有站在被猎者的弱势一边，她将自然界中的（也包含人生中的）繁华与萧瑟、慈祥与凶险一视同仁，而这一视同仁贯穿于所有的篇什。三是，李静在对自然的书写中始终有一种洇漫着的温情，也正是因由这温情的存在而使她的文字恬静、平和，时有光的跳跃。我甚至觉得，她的这种温情是古典的，东方的，它不在险峻和冲突的力量感上特别用力，甚至有时会消解这种力量——这种处理方式打捞起的是久违的中国传统中极为珍贵的东西，是与当下的普遍认知、流行思想相冲突的部分，更为关键的是，我在李静的文字中读不到虚伪和做作，她写下的是她信的，她理解的，和她认可的：那种亲近感是，语调里的温情是，事物间的平等观也是。正是通过这些特点，正是通过她贮含在文字中的真情，李静的《青色书》呈现了个人特色，有着自己的巧妙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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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或者杂糅于地域性之间的民族性，依然是我要提到的，这是李静“了如指掌”的本地掌故，是她悄然埋入的独特的印迹。我承认，正是这种地域性的差异让我在阅读中兴致勃勃，是李静用她的笔在引领着我和我们，进入到她和那片地域所建构的山光水色与风土人情中。在李静的书写中，她的地域感不只是知识性的，她不仅仅试图告诉我们“海拔3323米，北纬37.16度，东经101.30度，气温15.5摄氏度”的科学表述，以及察汗河流域会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德令哈清晨的大太阳和粗砺响亮的风，不仅仅是青海“花儿”青苗戏，不仅仅是巴塘草原的牧人生活和姐姐收养的狗，父亲留在农村信用社的遗存以及名为“赛虎”的狗，不仅仅是……这些，当然是属于地域性和个人性的部分，甚至是显赫的、鲜明的部分，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作家李静要在她的文字中告诉我们的，不止于这些，远不止这些。我个人更为看重的，恰恰是她的个人赋予，她为书写地域性而添置的那些。

一、她添置了细节，细节，在她的文字中是最为值得关注的部分，也是这本《青色书》中最有质感和情感感染力的部分。有批评家说过，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在李静的这本《青色书》中，在她所提及和提供的细节中，我时时会有来自“神经末梢”的触动，而这触动会由轻而重，渐成涡流。譬如《里奥是只狗》中，她写“里奥”的两面性：

熟悉了环境和她的主人后就日渐变成一枚“女汉子”，且大有将“女汉子”的行为愈演愈烈的趋势。我等已是无能为力。更甚者，饭后在院子里碰见一只她的同类，她就要不管不顾跟了去，气得我大喊“里奥”俩字，她也是装作听不见的样子。矜持碎了一地。而那些听见“里奥”二字的人们都用疑惑的眼神望向我，他们不知道这只漂亮的小母狗为何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名字，他们想到更多的可能是“李敖”。我无力解释，而“里奥”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她觉得我是在喊一个和她无关的人或物，她只管撒着欢跑来跑去。而我又不能连续大声喊“里奥”俩字，我很担心更多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也不敢大发雷霆，否则，我的矜持也如她一般洒落一地。

但是，回到家的里奥很快就变了模样，她安静地端坐在角落里看着我眼里燃烧的火焰，她只管安静，连呜咽都没有。她兴许已经知道她一点点的躁动会换来一场暴风骤雨。我眼里燃烧的火焰在她柔情似水的注视中逐渐熄灭，然后蹲下来伸出手去触摸她的头顶。她伸出右手碰触我的右手，脚下的肉垫柔软如海绵，然后就听到它低低的呜咽声，似哭泣，似诉说。

这里面有着情感情绪的丰富，有着强烈的共感力，有着末梢式的柔软，有着对事物体贴、细致而又敏感的体察……在《无名之辈》中，在《风吹彻》中，来自神经末梢式的细节带给我们的感触可能更强。

二、我还要强调她在书写中的“我”的在场，尤其是“我”在场时充当的“感受者”的那一面：“我”在这里，“我”感受和体味着所有的发生，“我”被触动，被击中，被带入和融化……李静让“我”始终在场，一方面建立了足够让人“信以为真”的说服力，一方面则更多地强化了阅读者随之的感同身受。

三、我还要强调李静在书写中的洇漫性。她往往不是止于对眼前之景的描述，而是由此联想，联想自己经历经验，联想类似情节细节，联想历史、文化和古人的感吁，联想……阅读她的文字，我能想到的另一概括性的词就是“枝繁叶茂”，它有着主线和主根，但更有繁盛的、宽阔的枝叶和果实，有收有放，放收自恰……而这些，使这本《青色书》获得了让人感触良多的丰富和厚重。

我还想指认它的故事性，这也是李静的有效赋予，让散文的情绪连接有一个起伏和铺排，从而构成着连贯推进；我还想指认她在语言上的用力和精心，它平和而精致，畅快而美妙，富有诗性……是的，值得谈及的点还有很多，但作为序言我觉得我更多地应当导向对李静作品的阅读。《青色书》中所贮含的，所褒有的，以及所要告知我们的，远比我要说的、可以说出的要多得多，愿朋友们拿出耐心，它，就像是醇厚的茶，有着耐人回味的滋味。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