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针换颜料……”一声悠长的吆喝从记忆的巷道深处传来，于是那个肩挑担子、手摇着拨浪鼓的担担客的身影便出现在我的脑海。

小时候，十里八村只有一家供销社。买盐、打酱油和醋、扯布和打补丁纳鞋底的针线，种地用的铁锹、犁铧、榔头，都要走几里的路，去乡政府旁边的供销社买。大人们天天在地里忙活，难得有空闲。小孩想吃块糖就更是奢望，我们便盼着担担客的到来。

夏日炎炎，毒辣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得人眯了眼，灼人的热浪把村里的闲人都赶到了自家屋檐下。巷道里忽然传来“卖针换颜料”的吆喝声，紧接着是“当啷当啷”的拨浪鼓声，或者扯着嗓子吼一两声秦腔“王朝马汉两边站……”我们便知道是担担客来了。

仿佛有魔力般，空荡荡的巷道里立时便有了欢声笑语，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小集市。村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便在担子前围成一个圈。有实实在在买东西的，也有凑热闹的。

脸膛黑红的担担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放下担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撩起衣襟擦拭着满脸涔涔的汗水，操着外地口音招徕顾客：“阿爹，火石头要哩不？阿尼，针线要哩不？阿吾，你家的羊该打记号了吧……”

一根长扁担，前后两个从底部套着长绳子的大纸箱便是担担客们所有的家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庄稼人过日子所需的针头线脑全在这副担子里。人们的目光一般集中在前面的那个箱子上，在纸箱子上面放着木头做的“百宝箱”。揭开箱盖，木匣子上还覆着一层镶嵌着玻璃的平盖子，将百宝箱分为内外两层。掀起的箱盖内侧横系着几道细绳，绳子上挂着各样的长款耳环：有垂着长穗儿的“索罗罗”（土族妇女的一种耳饰），也有形如水滴的“清鼻吊儿”。绳子内侧夹着木梳子、织毛衣的竹签子、捆在一起的塑料小喇叭、画着胖娃娃莲花的小拨浪鼓、一板板黑发卡或老式的盘扣以及五颜六色的丝线、各种头绳等。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分成很多小格子的木匣子。那些格子里分别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纽扣、顶针、打火石、指甲刀、小剪刀、子母扣等小物件。女人们要的最多的是缝衣针。长长的引被子针、粗壮的纳鞋底针、细细的绣花针都被长短不一的黑色纸包着，纸包外面贴着一方湛蓝色的小标签。各种颜料分装在小小的塑料袋里。嘻嘻哈哈的年轻姑娘紧盯着擦手的棒棒油、擦脸的雪花膏和明晃晃的小镜子挪不开眼。

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是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豆豆糖”，那些红红绿绿晶莹剔透的小糖球诱惑着我们。只要有一分钱，便可换得一场味蕾的狂欢。那时大家都不富裕，一分钱有一分钱的用处。小孩子手里极少有零花钱，母亲买两根针、一把线都要计较半天，哪里还顾得上馋嘴的小孩。担担客见我们只看不买，抖一抖装糖的袋子，说我们可以拿家里的鸡蛋换糖吃，没有鸡蛋也可以拿馍馍或开水换。有些胆大的孩子就跑回家去了。

拿来馍馍的孩子最终有的抿着豆豆糖，有的“哔哔哔”吹着小喇叭，有的把玩着小刀刀，一脸得意。担担客则大口地嚼着换得的杂合面黑馍馍。人群散去，担担客把吃剩下的馍馍装进后面的纸箱子里，合上木箱盖，挑起担子，一步一颤地向下一个村子走去了。“卖针换颜料……”悠长的吆喝声便在远处响起。

要是在腊月里，只要谁家杀猪，便有一群小孩争着捡拾猪毛。捋得整整齐齐的猪毛被扎成一把把小捆，侧着耳朵听外面是否有担担客吆喝。女孩子大多会用猪鬃换新头绳。起初换的是“羊毛毛”，说白了就是毛线，像歌剧《白毛女》中唱的那样“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再后来有了缠着毛线的橡皮圈，再后来大家都换用松紧带连着塑料花球的“蛋蛋儿”头绳。担担客的商品是很能与时俱进，引领着乡村女孩的时髦潮流。

一个冬天的傍晚，有一个身材高大、鼻子冻得通红的担担客到我家投宿。父母心软，允许他在我家住上一晚。吃过晚饭，我们坐在烧炕上，围着火盆听那个担担客与父亲聊天。他说他的家在天水，家有老母妻女，种薄田几亩。每年冬夏两季农闲时，村里的男人们便出门当担担客贴补家用。他干这行，脚上的泡起了烂，烂了起，最后长成了厚厚的老茧。不论是川水地区还是浅沟脑山，还是农家村巷中或是牧民帐篷前，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父亲问他这一趟打算去哪里？他说他和伙伴们乘火车上来后就各自行动，在互助的各个乡镇行走。他从平安下火车，就挑着担子一路向北，走村串巷。冬天虽然冷，但不会下雨，反倒好受些。一路上饿了就吃点馍馍，渴了喝点泉水，天黑了找人家投宿，实在没地方投宿时，找个破草房凑合一晚。

第二天一早，他挑着担子出发了，临行前他把几枚绣花针送给母亲，给我和妹妹几颗豆豆糖，给父亲几颗打火石和一包颜料。父亲把颜料涂在每只羊的头上，每天傍晚我再也不用为分不清自家和邻居家的羊而苦恼了。

此后几年，他只要经过我们村，都会到我家投宿。一来二去，他和我父亲成了至交。有次他从甘肃老家带了几个苹果分给我们吃。他也会时不时说一两句蹩脚的土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称他为“买卖人阿嘎”（阿嘎，土族语“叔叔”的意思）。他卖完货回家时会把自己的担子寄存在我家，说是坐火车方便些。他时常向我父母讲述他的生意经，死守着一亩三分地的父亲也开始尝试到会场上卖瓜子，推着架子车到邻村售卖自家种的瓜菜，甚至打算批发些东西在路边开一家小卖部，终因被别人捷足先登而作罢。

后来，各村的小卖部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乡亲们买东西再也不必跑远路了。“卖针换颜料”再也激不起人们的兴趣，担担客的身影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偶尔听到吆喝声，也是用自行车载着货用小喇叭叫卖的。“买卖人阿嘎”寄存在我家的担子，没等到它的主人，先是沤烂了大大的纸箱子，后来朽折了光溜溜的扁担，只剩下那只“百宝箱”，后来搬家，连百宝箱也丢弃了。

上“百度”搜索，竟发现“卖货郎”这种行当起源于北宋经济空前繁荣时期，据《事物纪原》记载：“京城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那声连接着千家万户烟火气的吆喝竟绵延了数百年。我直疑心《水浒传》里挑着炊饼担子的武大郎之流就是“担担客”们的鼻祖。元代《桃花女》所写“急切里等不得货郎担儿来买。”那一个人、一个担子、一声吆喝的坚忍身影在中国大地上行走了数百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担担客”们用自己的吆喝为闭塞的乡村带来了经济复苏的讯息。

岁月的长河滚滚向前，新潮波涌，淹没了旧浪，很多事物离我们远去。如今，各乡镇的大型连锁超市比比皆是，日用百货、烟酒食品琳琅满目。经济飞速发展的山村再也不需要担担客。“卖针换颜料……”这悠长的吆喝声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成为岁月长河中最亲切的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