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章

从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向南50公里，一片沙漠映入眼帘。

穆柯滩到了。从同行的藏族干部口中听到了一个大家熟知的汉族地名。我以为是听错了，再次询问，确定是穆柯滩。

他还告诉我，穆桂英曾在此驻守，因此得名。此时，一阵狂风袭来，黄沙滚滚，遮天蔽日，沙地中种植的树苗似乎就要被连根拔起，像是穆桂英的大军疾驰而来。

后来通过地图，始知这里规范标注的写法是穆格滩。查地名志得知这是个蒙古语，意为“灾难”。

沙带横贯贵南草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宽只有3公里左右，但长达24公里。据现有的监测数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世纪末的十几年之间，黄沙带边缘的黄沙头沙漠每年都以5至15米的速度向前扩展，每年将近有1000亩的草场被沙漠吞噬。

沙漠埋没了草原、农田和村庄，似乎还有遥远的历史记忆。

一

最早记录贵南的史书应该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秋，烧当羌酋迷吾与弟号吾率部落犯汉，进攻陇西界，郡督烽掾李章活捉号吾，号吾投降，众羌即散，各归故地。当时的护羌校尉傅育恐失朝廷信用，欲伐烧当羌。次年，傅育奏准请陇西、张掖、酒泉三郡太守各五千人，合两万兵卒，与其他各郡限期出击。其他郡州的兵马还未到达会合地点时，傅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兵，单独进军，被迷吾发觉，撤帐篷逃走。于是傅育选三千精兵穷追，夜至迷吾数里的“建威南三兜谷”，准备翌晨攻击，不料迷吾设伏夜袭，傅育力战而死，汉军败走。

今天的学者通过《水经注》“归义夹河于建威相首尾”和胡三省注《通鉴》卷四十七“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归义城本汉所筑，以招来诸羌归义者”的记载，在今黄河南岸，距贵德县城南80里的地方，找到了汉代建威城，《后汉书》记载的三兜谷似乎就在眼前。而贵南森多乡和同德县尕巴松多让我找到了答案。森多、松多应该是三兜的不同音译。

2000多年前，长途奔袭的汉军行至这片草原，高原的夜晚寒冷无比，为躲避严寒，他们来到了沟中，点火做饭，就在他们放松警惕、和衣入睡的时候，消失了多日的烧当羌突然出现，把汉军包围在沟中。

三兜谷之战拉近了贵南与古羌人之间的距离，记录下了建威、三兜谷、烧当羌和那个孤军深入松多的护羌校尉傅育。

二

关于羌人，史书多有记载。羌即是“羊”“人”二字的组合。故《说文》曰，羌“从人从羊”，释为“西方牧羊人”。从古文的羌字中可以看出，远古时期羌族拥有相当高的畜牧业生产水平。羌族作为西部的重要部族，在距今约三四千年，当印欧人大量涌入新疆一带，幸亏有甘、青羌人的大发展，才有力地阻挡了印欧人的东迁和扩张。

在贵南分布着大量古代文物遗存。位于茫拉河畔的中石器时代拉乙亥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有石锤、石核、石片、砍砸器、带槽斧形器、弧刃刮削器、龟背状石器、琢背石刀、研磨器、雕刻器等，其中细石器加工精细。研磨器的发现，表明采集农业已经出现。

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人类物质文化发展过渡性阶段，是从直接取之于自然的攫取性经济高涨、并孕育向生产性经济转化的时期。

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人们时而在树林里采集野果，挖掘块根；时而在河边捕捉小动物，围攻老弱的大兽，生活虽然艰苦，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他们还是顽强地生活着。

白天，青壮年男子主动到较远的地方采集和打猎，去碰一下运气，妇女和老人则留在营地，一边照顾幼小，一边到附近采集食物。可以说，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与人和睦共处，都有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在劳动中尽力而为，同享劳动果实。

入夜，人们回到营地，架起火堆，烧制食物。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人们便聚拢起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

拉乙亥遗址，无疑为我们再现了青藏高原古人类的生活情景。

1977年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尕马尔台遗址出土了一件精美的“七角形纹”青铜镜，铜镜铜锡比例为1∶0.096，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一面铜镜。成为青海乃至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总结羌人对中华民族重大贡献时指出，在中国文字中有许多表示“好”这个意思的字和偏旁，如羊、祥、羹、馐、善、义、羲等，都曾与羌人有关，这是对羌人文明崇拜的反映，也是华夏文化中西戎羌人文化初源的遗存，甚至意味着羌人确实创造了丰富的文明。

从远古到四世纪，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羌人文明最辉煌的时期。

三

时间到了四世纪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民族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青海进入鲜卑族时代。鲜卑族从蒙古草原大规模迁徙到中国北方。先后有乙弗部、慕容部、拓跋部迁徙到了青海。

慕容部的首领叫吐谷浑。吐谷浑带领部族北渡黄河，渐次占领了青海湖环湖地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最初的吐谷浑并不强大，经常吃败仗。比如，西秦的乞伏乾归投降后秦以后，吐谷浑第七任首领乌纥堤，便“屡抄其境”，后来乾归“率骑讨之”，将其打败，吐谷浑“亡失万余口”（《晋书》），遭到重创。第八任树洛干即位后，“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大单于、吐谷浑王，并“轻徭薄赋，信赏必罚”，一时间，“沙、漒诸戎皆附之” （《通鉴》），国力大增，吐谷浑走向强盛。

莫何川从历史背后走到前台。

李文实先生在其著作《西陲故地与羌藏文化》中转引段国《沙州记》曰：“浇河（《今贵德》）西南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之若人委乾备于此，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

《宋书·吐谷浑》记：“吐谷浑‘大抵治慕贺川。’视连传弟视罴，西秦封他为沙州牧、白兰王。宋景平元年（423年）吐谷浑阿才向刘宋朝贡，并接受宋的封号‘沙洲刺史’。”

李文实先生进一步指出，穆格系“莫贺”“莫何”之音转。这说的就是今天的穆格滩。并由此认定吐谷浑所属莫贺川就是《水经注》中提到的“沙州”。“沙，漒诸戎”，就是白兰的大概位置。

公元452年，“拾寅始邑伏罗川”。《资治通鉴》卷一二六注：“居伏罗川，犹未敢离白兰（山）之险也”。《梁书·西北诸戎传》记：“拾寅立，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室，其小王并立宅”。中华书局校勘记：慕贺、莫贺、伏罗三地名为一地，译音不同之故。

说明拾寅在白兰山下建造了新的王城。这是继伏俟城之后吐谷浑建立的第二座王城。

拾寅被南朝刘宋政权册封为河南王，史称为河南王。

此时，从川西经贵南渡黄河，至吐谷浑旧都伏俟城的“河南道”兴盛起来。南朝僧人慧鉴、明达、法勇（昙元竭）、惠生、宋云等都经此道前往西域求经。

贵南是丝绸之路河南道重要交通节点。

四

白兰最早见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从东晋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白兰羌、白兰国，一直到元代白兰王，白兰之名频见于史籍。

西夏文诗歌讲述西夏祖先发源地时说：“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这里的红脸也叫赭面，是西夏人的自称，这又与藏族自称为赭面相符，诗歌说其祖先发源于漠水河畔，叫作白河的河边上的石城。

对这三个名词的具体所指，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漠水即是黄河，藏语称之为玛曲。

关于白河，今天的学者达成共识，认为白河指的是今同德县境内的巴曲，同德、贵南县的草原被称为巴塘，以巴为名，无疑说明古代有称为“巴”的部落活动在这一地区，部落名变为地名，即汉文所载的白兰。

《新唐书·党项传》：“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玲，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册府元龟》记载：“白兰土出黄金钢铁，其国逐水草……以肉酪为粮，颇识文字……地宜大麦，而多芜青，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可以看出，白兰地区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地区。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较为明确：白兰山在吐谷浑西南。慕容廆庶兄吐谷浑国于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其后每被侵伐，辄保白兰以自固。又西南，即白罗川。刘宋元嘉二十九年，吐谷浑王拾寅始居伏罗川，盖未离白兰之险也。

吐谷浑曾五次退保白兰，依靠白兰屡屡化险为夷。

第一次是公元329年，吐谷浑长子吐延，因对所征服的羌人残暴不仁，最后被羌人首领姜聪刺杀，弥留之际，吐延留下遗训“吾气绝，棺敛讫，便远去保白兰。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懦弱易控。”当时白兰国属于吐谷浑的羁縻（笼络控制）之地，白兰国由白兰羌人控制，白兰羌人性格懦弱，便于控制，而且白兰地区易守难攻，是吐谷浑必须保护好的大本营。

第二次退守白兰，是在公元398年，由于吐谷浑国王视罴，起初谢绝了西秦赐封的白兰王称号。西秦国主乞伏乾归大怒，率领大军兴师问罪。视罴再次远遁白兰，才逃过一劫。

公元417年，西秦派大军攻打吐谷浑八世国王树洛干，树洛干大败，“走保白兰山，惭愤发疾”而卒。此为三守白兰。

公元444年，吐谷浑内乱，北魏派遣大军征讨吐谷浑，吐谷浑大败，国主“慕利延奔白兰”。可是这次退保白兰吐谷浑以失败告终，公元445年北魏攻占了白兰等地。吐谷浑国主慕利延率主力部队一路西逃，占领了新疆于阗，“杀其王，据其地”。公元446年，北魏军退，慕利延又回到白兰等故地。此为四守白兰。

公元460年，北魏派军两路攻打吐谷浑，此时，吐谷浑十二世国王拾寅正在白兰建立王城，故史书不用“奔保白兰”，而是说“拾寅今保白兰”。这也算是吐谷浑五守白兰。

贵南作为吐谷浑可靠的根据地，在其兴衰成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贞观初年，李世民西伐吐谷浑，一度以党项羌野利部落设置玉州（治今沙沟乡查纳寺古城）、西康州（治湘水县，今森多乡青羊禾古城），贞观八年陷落于吐蕃。

野利部落是党项羌八大姓之一，拓跋部落在八大姓中最强。后野利与拓跋（即后来的西夏开国皇帝李氏，拓跋之名来自鲜卑，说明其融合了吐谷浑血统）等其他党项部落一起被迫东迁宁夏，建国西夏。李元昊第五位皇后即为野利氏，野利仁荣、野利旺荣兄弟更是元昊股肱之臣。

五

历史总有插曲，明末，地域辽阔、水草肥美的青海湖流域和青海西部吸引北方蒙古部落驻牧青海。固始汗及其子孙向藏地征收赋税，“以养青海之众”。原来生活在这里的藏人“失其地，多远涉。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成为蒙古贵族的属民。清廷把青海蒙古分为二十九旗。贵南为察汉诺们罕旗辖地。到嘉庆年间，蒙古族人口减少，黄河以南贵南等地恢复为藏区。

正因为这段历史，穆格滩也由此被误认为是蒙古语地名。

进入民国。让人们记住穆格滩是因另外一个特殊名字：贵南军马场。

贵南军马场的前身是军政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贵德军牧场，1939年由国民政府在过马营选址建成。过马营此地，藏语为过芒洋，意为有泉水的地方，后由汉族人误称为过马营。1943年政部贵德军牧场兼并马步芳鲁仓军牧场。至1945年，贵德军牧场官佐士兵达到700余人，达到发展的顶峰。从1944年起，贵德军牧场开始向部队提供军马，当年入伍服役育成军马200余匹，自1945年以后，每年向军队拨出军马500至700匹，为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9月20日，马场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德军牧场，1956年该场隶属关系改变，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贵南军马场。同年，根据总后和省、州关于“初步利用穆格滩”的指示，成立了穆格滩分场。

穆格滩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留下了那个时代深深的印记。